（一）危险犯与实害犯
如前所述，我们对具体概念的界定是为了解决具体的问题。在欧日国家的刑法典中，由于坚持
刑法以处罚既遂为原则，处罚未遂和预备为例外的原则，因此，未遂和预备的处罚限于刑法典分则的明文规定。从这意义上说，他们刑法典分则的规定是以既遂为模式的。前述日本学者认为，实害犯是指以实际的法益侵害为构成要件的犯罪， 他们的所谓的实害罪罪名，如第199条的杀人罪、第204条的伤害罪、第235条的窃盗罪及第236条的强盗罪，相应条文规定的全是既遂的情形。未遂均在另外的条文专门规定。因此，对于他们来说，实害犯是以造成法益侵害为构成要件的犯罪。但是，根据我国刑法总则关于犯罪预备和犯罪未遂的规定，在我国原则上都应处罚犯罪未遂和犯罪预备。这和国外正好相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国刑法分则的规定是以既遂为模式的传统观点是有问题的。既然这样，在我们国家就不能像其他大陆法系国家一样，认为实害犯是以造成法益侵害为构成要件。问题是，笔者为什么还要主张将实害犯界定为以造成法益侵害为要件呢？这是因为，如果认为法益侵害不是实害犯的构成要件，就会使实害犯和结果犯成了同一概念，这样引进实害犯的概念无论对立法论还是解释论都无裨益。不仅如此，现在这种将实害犯与结果犯混为一团的现状，还导致人们有意无意地将犯罪成立条件与犯罪既遂条件加以混淆。如有学者认为，生产、销售不符合标准的医用器材罪在1997年修订
刑法时是按结果犯规定的，即只有“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的”才作为犯罪论处，后来在近些年的司法实践中发现，有的地方生产、销售不符合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医疗器械的情况较为严重，一些个人或单位甚至大量会收废旧的一次性注射器、输液管等医用材料重新包装后出售。这些伪劣医疗器械、医用卫生材料一旦使用，必然会严重危害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如果等到使用时发生危害结果才追究刑事责任，为时已晚。因此，在2002年12月通过的《
刑法修正案（四）》中才吸收了有关部门的建议，将构成犯罪的定罪标准修改为“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 其实，上述说法值得商榷，一是由于结果犯中造成实际结果只是既遂的条件，不是犯罪成立的条件，因此，不能说“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的”才作为犯罪论处的是结果犯；二是，既然原规定“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的”才作为犯罪论处，现在规定“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就构成犯罪，这不正是由原来的实害犯规定模式变为现在的危险犯规定模式么？
从上述论述可以看出，将实害犯作上述界定是符合立法论和解释论的实际要求的，同时也能使实害犯.危险犯与行为犯.结果犯两组概念各司其职，服务于各自的目的。下面还将继续论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