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绝对服从”到“相对服从”，变的似乎只是草案的条文，纸面后却蕴涵着理念的变迁；
公务员法草案打破了以往三审通过的立法惯例，两审即通过并公布，更是让纸面上的理念尽快成为了现实：首先，强化了公务员的责任感，这有利于培养公务员最终对法律负责的现代意识，从而使每个公务员都能成为维护法律尊严的强大动力源。如果每一个公务员都能顶住压力对法律负责，这无疑是建设法治政府的巨大推动力。其次，这种新的行政理念，将有助于优化中国的政治生态，这无疑是对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贡献。强调公务员要把执行上级的决定命令和承担法律责任统一起来，这客观上弱化了权力的绝对性，强化了权力的相对性，减少了下级对上级权力的依附和盲目服从、绝对服从，增加了上下级公务员之间在法律意义上的平等关系——服从是在法律意义上的服从，不服从也是在法律意义上的不服从———这种理念的确立，不但能从根本上淡化行政机关的等级观念，也将使行政系统更加开放，更加富有灵活性、适应性和创造力，能最大限度地激活公务员对社会实质正义的关怀和追求，也能最大限度地抑制官僚习气和特权意识的生长。
在中国的传统政治文化中，“抗旨不遵”这类反抗上级命令的行为历来就被视为“大逆不道”，不管“圣旨”是对是错，作为“臣子”的都要绝对遵守执行，否则，就是“欺君惘上”。“圣旨”错了，“板子”一般都打在执行者的屁股上，而下“圣旨”的人却毫无责任，由此带入了一种“不干事的没有错，干了事的却有错”的奇怪逻辑。这种带有鲜明的“官本位”色彩的政治文化往往导致公职人员的人身依附与权力崇拜，唯上是从，马首是瞻，以独立政治人格的削弱或丧失为代价，寻求体制内的职位升迁，漠视民情成为常态，相互推委扯皮和人浮于事也由此产生。而在一个走向现代化的国度里，如果国家公职人员普遍没有养成对
宪法法律负责的精神，普遍没有养成对良知负责的勇气，而只对眼前的权力或权威抱“绝对服从”的态度，民主法治的和谐社会只会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从这个意义上讲，
公务员法草案广泛吸收社情民意，摒弃了公务员不得“对抗上级决定和命令”的条文，将公务员从官本位的枷锁中解放出来，从本质上摒弃了下级无条件“绝对服从”上级的传统理念，勇气可嘉，意义重大。
长期以来，公务员对上级的违法命令是否必须服从，存在一个两难的困境：一方面，公务员制度是一个等级分明的层级结构，下级服从上级是这一制度的基本组织原则。但另一方面，公务员又应当是法律忠实的执行者，在法治原则下，严格遵守法律是公务员的职责，这一职责又不允许公务员服从上级明显违法的命令。公务员面对上级的违法命令，究竟是唯上级是从还是服从于法治的精神，何去何从，孰难决断。2002年曾引起轩然大波的“王凯锋案”，凸显出的正是这样的悖论。福建省长乐市财政局局长王凯锋根据福州市委(1999)9号文件和福州市政府《关于研究协调第三批产业扶持资金安排有关问题》的专题会议纪要，先后与27家企业签订周转金借款合同,并由企业所在地的乡镇财政所提供担保(财政所由财政局领导，实际是财政局的派出机构)。这27家企业倒闭后，财政周转金尚有745.8万元未能收回。长乐市人民法院认为,《担保法》第8条规定：“国家机关不得作为保证人……”而王凯锋身为财政局局长，应当对财政周转金的发放、回收等工作负有领导责任。最终以玩忽职守罪判处该市财政局局长王凯锋有期徒刑5年6个月。福州市委、市政府制定的文件违反《担保法》在先，王凯锋认真执行文件精神在后，政策和法律打架，执行政策的人却成了“替罪羊”。“王凯锋案”尽管只是个个案，但是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从“人治”向“法治”，从“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艰难的社会转型过程中，这一悖论却并不会鲜见，在一定程度上还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因而早在改革开放之初的1980年，邓小平同志就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指出：“不少地方和单位都有家长式的人物，他们的权力不受限制,别人都要唯命是从，甚至形成对他们的人身依附关系……上级对下级不能颐指气使，尤其不能让下级办违反党章国法的事情；下级也不应当对上级阿谀奉承，无原则地服从，‘尽忠’。不应当把上下级之间的关系搞成毛泽东同志多次批评过的猫鼠关系，搞成旧社会那种君臣父子关系或帮派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