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的更新与再生-法搜-中国法律信息搜索网

　
　
　　　当然，应该承认，中国人在一八四○年遇到的危境，较西方人在一六四一年或一七八九年所遇到的更难以克服。在西方，革命是其历史自然进程的一部分，在中国，危机却源自历史自然进程的阻断与改变；西方的革命是在其内部孕育成熟的，中国的危机却是外部世界变化的结果；对西方人来说，新的文明并不是一种异质文明，它就建立在以往的经验上面（罗马法的复兴与继承、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等等），对中国人来说，接受一种新的文明却意味着其固有文明的失败，它不可能把新秩序直接建立在以往经验的基础上面。这些差别无疑是巨大的。但它们只是增加了问题的复杂性和困难程度，而不曾改变事物的性质。难道一六四一年的英格兰和一七八九年的法兰西不是处在新旧文明交替的当口，不曾受着死亡的威胁，又不曾做拚死的努力以求超越死亡获得再生？人类社会中问题的共同性不但为我们提供了比较的可能，而且为我们提供了反省与借鉴的可能。就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潜伏于死亡危机中的第一种差异，一种较上述种种差异更为深刻的不同，即不同民族和文明对于死亡的态度的不同，时间观念的不同。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裁判席上，中国是胜利者，日本是战败国。今天看来，这段历史对于日本未必是不幸，对于中国也未必是幸事。日本民族在失败中最终完成了文化更新，实现了明治以来的宿愿，中国人却在胜利中迎来了一次“文化复兴”一一并不是一次文化的更新，而是已死的古老文明在二十世纪的回光返照。它带给中国人一种虚幻的希望，使我们的民族丧失了警醒。然而，死亡的威胁是切实存在的。当盲目的乐观变成为自欺的时候，我们不是在死亡的泥沼中陷得更深了吗？八十年代的中国人在经历了一场自为的大灾难之后，重新提出现代化方案和重开文化论战，这不过意味着，中国人在一百年前所遇到的问题，至今仍未解决。我们的民族，我们的文明，仍未脱离死亡之境。
　
　
　　　谁能够想象一个民族在精神上无所依凭是个什么样子？谁能够设想一种文明在传统业已枯竭之后将会怎样？旧的文明死去了，新的文明却还没有降生，这样的社会必定是混乱的。
　
　
　　　然而，文化的断裂并不等于文化的“真空”，作为一种生活态度，一种对于人生的看法和对于事物的评判，文化是无所不在，无时不有的。一种历史地形成的经验，即便在它整体上遭到破坏之后，倘没有新的经验把它取代，绝不会自动地消除。因此，与其说混乱之来是因为没有了文化，莫如说是因为没有了健康的文化、有生命力的文化。这便是为什么“五四”以后，几乎所有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都站在了反传统的旗帜下面。有人说，反传统便是中国最大的传统。在这句话里面，智巧多于真理。问题在于，在现实的生活里面，所谓传统所表示的意义，确实是丑的、恶的，与现代生活的要求和理想相悖逆的。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丑恶愈来愈彰明，愈来愈不可救治。也许，并不是传统变了，是这时代变了。毕竟，传统之于历史并不等于传统之于现在。那个在过去数千年里保持不变格局的社会，尽管不是理想的净土，但也绝不象现在人们通常想象的那样一无可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