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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见强世功《法制与治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
相关的讨论，参见何勤华主编《法的移植与法的本土化》，法律出版社，2001年。
参见苏力《这里没有不动产》，“法律移植与中国法制”会议论文（深圳，2004）。
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必须在两种意义上区分“马克思主义法理学”，一种是基于对马恩经典著作的学理研究而得出的法学思想，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主义法理学本身是开放的，需要在不同的情况下进行不同的学理研究；另一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理解，尤其是在前苏联维辛斯基的权威理解，这种马克思主义法理学往往是不容讨论和辩驳的官方意识形态教条。
苏力指出，“法律的阶级性”这个“法律本质”问题是被法理学界遗忘的，而不是在理论上被反驳战胜的，为此他要在理论上摧毁“法律本质”问题，认为这种追问本身就是一个“神话”。可以说，苏力在理论上清理了十年前的法理学界战场。参见苏力《法律的本质：一个神话的解构》，该文曾在法律文化研究中心的讨论会上讨论过，《法学》，1998年第1期。
梁治平可以说是法律文化研究的首创者，但他是在法律文化的比较研究过程中，逐步发展出一套文化解释的方法论，从而与流行的法律文化研究的区别开来。参见梁治平编《法律的文化解释》（三联书店，1994年）。
苏力：《法律文化类型学研究的一个评析》，赵汀阳、贺兆田编《学术思想评论》，第2辑，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
在宽泛的意义上，“法律文化论”也可以看作是“法律现代化论”的一部分。在法律文化研究中，迈向现代法律是一个不言自明的前提，只不过它特别关注法律现代化过程中法律观念的重要意义。参见梁治平等《新波斯人信札》，（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梁治平《“法”辨》（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
参见公丕祥《法制现代化的理论逻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
夏勇：《权利哲学的基本问题》，《法学研究》，2004年第3期。
关于法律全球化的主要理论，参见朱景文主编《法律和全球化》，（法律出版社，2004年）。
张文显：《论立法中的法律移植》，《法学》，1996年第1期。
刘星：《重新理解法律移植——从“历史”到“当下”》，《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
安·赛德曼、罗伯特·B·赛德曼：《评深圳移植香港法律的建议》，赵庆培译，《比较法研究》，1989年第3-4期合刊。
强世功：《法律共同体宣言》，《中外法学》，2001年第3期，关于法律共同体的相关文献，亦可参见张文显编《司法改革报告：法律职业共同体研究》，（法律出版社，2003）。
参见胡夏冰《司法权：性质与构成的分析》，（人民法院出版社，2003年）。
邓正来：《关于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思考》，《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6年，冬季卷。
关于法学家作为法律人与作为知识分子在知识上的关联，参见梁治平《法治进程中的知识转型》，《读书》，1998年第1期；苏力《反思法学的特点》，《读书》，199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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