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认为，我们理解
刑法中的行为显然只能从社会意义上，准确地说从刑法规范意义上理解行为的数量，而不能停留在自然意义上理解。比如，我们不能从自然意义的角度认为，一刀剁掉被害人的一只胳膊，又一刀剁掉被害人的一条大腿，再一刀剁掉被害人的鼻子，行为人实施了三个行为，故构成三个故意伤害罪。也不能认为，行为人先一刀剁掉被害人的胳膊，再一刀刺进被害人的心脏致其死亡，行为人实施了两个行为，构成了故意伤害罪和故意杀人罪两个罪名。从刑法规范意义上讲，上述第一种情形行为人的行为只应评价为一个伤害行为，第二种情形只应评价为一个杀人行为，故均应认为只有一个行为，只定一罪。
回到上述走私犯罪案例，既然
刑法根据对象性质的不同，设置为不同的罪名，说明从规范意义上讲，走私不同的对象，在
刑法评价上是不同的。这与选择性罪名不同。走私珍贵动物、珍贵动物制品罪属于选择性罪名，故行为人同时走私珍贵动物和珍贵动物制品时，只能认为是实施了一个行为，只构成一罪，是理所当然的。换句话说，如果立法者将走私犯罪也设置成一个选择性罪名，如规定“走私武器、核材料、假币、文物、贵重金属、珍贵动物、珍稀植物、淫秽物品、废物、普通货物、毒品、制毒物品的，处……”，则上述关于走私的三个案例无疑均应认为是一个行为，只应定一罪。既然立法者根据对象的不同，设置了一系列的走私罪名，我们就不应把它按照选择性罪名来对待，此其一。其二，上述三个案例中，从刑法规范意义上看，不应该认为有本质的不同。因此，笔者认为将上述三个案例均应根据对象的不同评价为数个行为，构成数罪，实行数罪并罚。否则，无论按哪一个罪名定罪，都会遗漏对走私其它对象的
刑法评价。
【参考文献】[1]张明楷.刑法学（第二版）[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2]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刑法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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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张明楷编著.刑法学（教学参考书）[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
[5]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刑法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