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演講方面，我同時也應邀到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海洋大學、政大公企中心、中央研究院、逢甲大學、東海大學、中正大學及興國管理學院共八場演講。介紹大陸相關稅制問題及目前改革的方向。在此這幾場演講的過程中，認識了很多台灣的財稅法教授並與與會同學老師共同交流，收穫頗豐。
貳、講學(研究)主要成效或發現
這次赴臺訪問，一個主要的目的，就是觀察及瞭解台灣目前法制發展現狀，尤其是稅法制度的設計及稅法學界研究成果，進行比較研究，彼此交流，並吸取台灣經驗，作為大陸制訂或修正相關稅法的參考。在這次講學的成效比較大、發現比較多，我簡單分成以下幾個方面，分別談一談。
1．在稅收法定主義方面。台灣所稱的稅捐法定主義，我們在大陸稱為稅收法定主義。大陸的稅收法定主義嚴格來說在 20世紀80年代就開始建立，主要是為了吸引外資、港澳台資金進入大陸市場，而需要強調法的建立。像個人所得稅法、中外合資企業所得稅法和外國企業所得稅法這三部法令，就在當時奠定了稅收法定主義的基礎。这三部法律的后两部，已于1991年合并成为外商投资企业与
外国企业所得税法。除了實體法外，1992年大陸還制定了稅收徵管法此一程序法，並在1995年做第一次修改，2001第二次修改，目的在於實體法需要程序法來保障。所以不管是實體法角度，還是程序法角度，大陸的稅收法定主義算是已經建立了。但是，若按嚴格標準來看大陸的稅收法定主義，我認為，大陸法治建設還需要加強，因為還有很多法停留在條例的層次（大陸的條例相當於台灣的行政命令）。現在大陸要做的一個很重要的工作，就是要把很多的行政法規上升為法律，包括增值稅條例、消費稅條例、營業稅條例、房產稅條例等等。
2．在所得稅法上稅收優惠方面。台灣多年來以稅捐獎勵促進產業與經濟的發展，導致課稅不公平的問題越來越嚴重，台灣“財政部”不得不以最低稅負制來矯正這種稅捐獎勵造成的後遺症。此一制度的形成，不外乎兩方面的原因，一是稅捐獎勵過優、過濫，導致第二方面問題，就是納稅人間稅負不公的問題，以致違反納稅人平等權。海峽兩岸同樣面對這樣的問題，同樣要重建稅制解決稅負不公平問題。然而大陸和台灣在作法上有些不同，台灣要制定最低稅負特別法來因應，大陸則考慮對現行法令進行修改。譬如在個人所得稅改革方面，稅收主要是工薪階層所繳之薪資所得稅所完成，富人反而納稅少。從這角度來看，就牽涉到稅負公平的問題。為減輕工薪階層稅負，財政部打算將薪資所得扣除標準提高，如1980年一直延續到1993年薪資所得稅扣除標準是800元，原本財政部擬提高至1500元，但在9月27日立法聽證會上，我极力主张要有所提高，我认为1600元才是个合理的数字，而这个见解，也在同年10 月27 日的人大会议里，得到支持，成为今天正式的法律。大陆的改革方向是一方面減少工薪所得者及低所得者稅負，另一方面則通過對高收入者加大徵管力度，也就是不從實體法上考慮，而從程序法著手，使高收入者依法負起一定稅負。另一方面，是針對企業所得稅方面，大陸內、外資有別，現今浮現問題在於外商稅負比內商低很多，雖然法定稅率同樣都是33﹪，但外商投資企業、外國企業包括港、澳、台等企業享有稅負優惠甚多，實際上平均稅負在12﹪至15﹪之間，而內資企業因稅收優惠甚少，一般來說平均稅負在25﹪至28﹪之間，所以出現稅負不公的問題。這樣情況與台灣是相似的。，針對目前所遭遇的問題，解決方法就是一方面大陸吸引外資改革開放的政策不變，另一方面則是怎麼樣按照世貿組織規則、國民待遇要求來調整稅負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