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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事实上，若斯潘内阁上任以来采取的是既有“大型减税”、“国营企业民营化”等经济的政策，又有“每周３５小时工作制”等照顾就业者的政策。“每周３５小时工作制”这项从１９９８年开始推行的政策是若斯潘扬名四海的得意之作，这项法案涉及到法国１５１０万劳动力中的几乎半数。然而，在经济低迷的状况下，推行这种制度打击了企业主的积极性。
总统希拉克也把若斯潘的政府工作贬得一无是处，说政府未能在经济好转的形势下抓住机会改革，法国在世界上的竞争力下降，政府是惟一的责任者。另外，法国治安形势恶化，2001年犯罪案件创下了“绝对的历史纪录”，首次突破400万起。大批工人报怨贫富差距和治安状况低下。
因此，2002年就在若斯潘正要作竞选前最后一次演讲时，听众将一摊番茄酱扔到了他的脸上。
此后社会民主党失去了执政党地位，来自右翼自由民主党的拉法兰成为新总理。拉法兰的自由民主党主张市场导向。当时，英国首相布莱尔对此大加赞赏，他形容法国选举的结果是“民主的胜利和击败极端主义”；而欧洲委员会主席普罗迪说，法国人民以行动来显示法国是欧洲的心脏国家。
而今的骚乱使得偏右翼的政府正在遭受大量指责，法国的市场社会和市场经济都出现了左翼迹像。
而事实，由于非正义大量存在而产生法国社会骚乱并不能依靠加强政府干预而得到解决。
如前所述，正是所谓的“现代社会主义”制度是使法国不仅丧失了改革机会也丧失社会正义。这是因为，社会正义必须由可行能力的视角来思考。可行能力是指一个人有可能实现的、各种可能的功能性活动的组合，因此它是一种自由。以贫困为例，如阿马蒂亚森所说，是对基本可得能力的剥夺。
这种可行能力显然是在越民主的氛围，越市场化配置资源的环境中，能够实现的可能性越大。首先，移民或他们的先辈曾为法国经济复苏发挥过重要作用，但他们大多缺乏教育，社会地位不高，在法国经济从劳动力密集型转向技术密集型后，他们的经济可行能力逐步丧失。其次，他们虽然已经成为法国公民，却没有得到平等的机会，甚至没有市镇选举权。这样无形中又形成了法国式的多数人的暴政和法国本土精英歧视的结果。
也就是法国社会的非正义性不是市场造成的，而是广大边缘城市人的权利被剥夺。与是否采取广泛的民主有关，而与集权和市场无直接关系。而集权对民主的侵害更大。
以往法国中央集权制度总是让整个社会永远处于被官员们惯于称之为良好秩序和社会安宁的那种昏昏欲睡的循规蹈矩的状态。行政集权只能使它治下的人民萎靡不振，因为它在不断消磨人民的公民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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