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经济法的经济性、规制性的两大特征一样，发展非公经济的具体制度所体现出的经济性，反映了此类制度所需解决的经济问题、所依据的经济基础、所确立的经济目标，以及所运用的经济手段，而这些经济内容因其已被“法律化”，从而成为此类制度内在的组成部分。此外，在上述制度中所体现出的规制性，则主要映射出针对非公经济领域的特殊问题所运用的特殊调整手段——基于推进发展的需要，这些规制性的手段更主要地是积极的鼓励、促进，即如
宪法条文和意见标题上所表达的“鼓励、支持和引导”，而监督和管理则是辅助性的，是为推进非公经济的发展服务的，这同一些传统法律制度惯用的消极的限制和禁止的调整手段是不同的。
事实上，在《意见》规定中流露出的经济性与规制性的特征是较为鲜明的。例如，在放宽市场准人条件和加大财税金融支持力度这两个最主要的方面，[5]国家在新时期对经济规律的认识以及由此所确立的新的经济政策，都已经有所体现。其中，放宽市场准人条件，体现了新的竞争政策，这样的竞争政策不仅有助于非公经济获取平等的、公平的竞争机会，而且对于激活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潜能，对于在竞争中实现各类经济的良性竞争和共同发展，都是非常重要的。同样，加大财税金融支持力度，也体现了财税政策和金融政策在非公经济领域的新发展，相关的财税优惠和金融扶持措施，在那些具有经济法性质的“促进法”制度中是经常被采用的。[6]从我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具体规定来看，各类“促进法” 的核心，实际上是对“弱势”一方予以特别的激励，以实现实质上的公平。可见，诸如《意见》之类的各类发展非公经济的“促进性”规定，都有着较为突出的经济性和规制性。
上述的经济性和规制性，在发展非公经济的各类具体制度中，还会进一步体现为政策性，其中，最重要的是各类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相应地，各类政策的协调也非常重要。这种协调在《意见》中也有体现。[7] 而之所以会有突出的政策性，还是与两类经济的差异直接相关。 “没有区别就没有政策”，没有现实的经济能力、法律待遇等方面的差异，也就不可能有对非公经济的单方面的促进，也就不可能体现出制度上的“政策性”。[8]同时，正由于发展非公经济的制度是各类相关政策的“制度化”或“法律化”，因此，应当像注意相关的政策协调一样，做好各类具体的制度的协调。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挥制度的整体功用，才能更有效地实现其制度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