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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奎那在理性与信仰、自然与恩典之间除做出的微妙平衡不出三个世纪便被二者各自的发展打破了。宗教改革以天经地义的圣经取代了一贯正确的教皇，以更纯洁的基督信仰拒斥了亚里士多德主义的教会，马基雅维利则代表世俗文明的潮流否定了教会和阿奎那的权威。目的论的自然和宇宙观到十七世纪便决定性地为机械论的自然和宇宙观所取代。自然法理论也由此以共同的自然人性取代了参与上帝共同体的宗教团契动机，人本成为自然的基本表达式，个体成为法律之终级源泉，自然法体系具备了前文所述的几乎所有现代特征和元素。当然，是霍布斯第一个系统地塑造了现代自然法所呈现出的基本性格的面貌。
同培根、笛卡尔一起，霍布斯成为启蒙运动的先驱人物。启蒙运动一开始就从人或万物的普遍的永恒性质中吸取它批判既有制度和提出改革这个制度的原则，它往往倾向于无视历史的生命力和现实的合法性，并且它相信，在既有制度表现出违反理性的地方就有必要将之变成一块白板，以便根据新的原则勾画出完整的社会。启蒙运动的这种无历史性表达了关于制度形成的理性建构意向。而这种建构意向则最终表达了对传统累积的厌恶，它要求以理性之雄心审判并解除中世纪等级秩序加诸个人之上的种种束缚。为此目的，它需要全新的观念和方法。培根把哲学完全局限于自然研究，拒绝传统的形而上学讨论，而只让教义去谈论神性以及人类超自然的命运。他把目的论的自然观当作危险的种族幻像之一，当作根本错误，正确之道则是将自然视为等待人力加以征服的机械物。霍布斯倒更愿意让人知道，他的自然观与伊壁鸠鲁同出一辙，他在超自然的观念中看出的只是一种由于对自然缺乏认知而产生的迷信。身居权位的教士们妄然地探讨为人力所不及的信仰领域，将这种迷信加以曲解和发挥，以满足其利益和权力，最终营就了一个教会的“黑暗王国”。42与之针锋相对，霍布斯将上帝的本质特征归为任意的、武断的和不可抗的权能和意志，上帝并不提供可供的探究的神圣理性，人企图认知上帝的企图乃是上帝的亵渎和冒犯。人“对于上帝是什么完全不能理解，而只知道上帝存在”。43上帝用以统治人类的权力不能溯源于他创造人类这一点，那就等于是说上帝要求人们服从以报答他的恩德一样。这种权力全部源自他的绝对意志和权能。“……正是由于这一权能，统治人类的王国和任意使人类遭受苦难的便自然而然地属于无所不能的上帝，这不是作为仁慈的造物主而属于他，而是作为全能的主而属于他。……使人遭受苦难的权力却并非永远来自人们的罪，而是来自上帝的权力”。44如此一来，既然上帝的属性并不在于他的慈爱和理性，而在于他的意志，那么上帝创世就没有规则可循，他是凭意志从无中创世，并且创造是任意的，他可以凭意志随时否定自己而创出不同的世界。世界因此不存在上帝的神圣理性，不存在由神圣理性衍生而出的永恒秩序，换句话说，世界因此成为偶然的了。人被切断了一切通达上帝的阶梯，而直接面对一个变化无常、具有无限权能和绝对意志的上帝。借助这种唯意志论的上帝观，霍布斯实际上完全消除了阿奎那经院哲学所加诸偶然世界之中的宇宙理性和等级秩序。最终的结果和康德所做的一样：他完全架空了信仰，将之归于不可知领域，以此为人的自然理性留下了地盘。霍布斯说：“我们不能抛弃我们的感觉和经验，也不能抛弃毫无疑问是上帝传谕之道的自然理性。因为这是救主重临人世以前上帝赐给我们解决问题的才能。所以便不能用任何暗地信仰的手巾把它包起来，藏而不用，而要用来取得正义、和平与真正的宗教”。45在此基础上，霍布斯进一步提出了关于约伯无辜受罪的问题，而是根据自己的权力提出的”。46借助约伯，47霍布斯对古典的神义论提出了挑战，以唯意志论的上帝观批判了理智论的上帝观，通过将上帝的属性归于不可知的绝对意志，清除了阿奎那上帝观中的神圣理性以及由神圣理性所设立的贯穿宇宙的永恒秩序。最终，霍布斯不再以形而上学或神学的论述出发，也不以对神的概念下定义为出发点，由此推演出神的各种属性。他不再将注意力集中于探讨神的性质，而是着手对个体自我内部的形成力量和各种激情进行完备分析。他以第一个真正的政治科学家自称，认为只有上述因素才能对正义的社会秩序问题作出正确的合理解释。他要求将政治哲学完全从神学中解放出来，成为一门关于世俗生活的科学。卡西尔用于马基雅维利的一段话同样也适用于霍布斯，即霍布斯的“思想利刃斩断了从前使国家固着于人类存在的有机整体的一切联系，它孤零零地存在于空荡荡的世界里”。48
在这个空荡荡的世界中，没有神、没有灵魂、没有目的、没有秩序，只有运动的物体，由于自然的原因它们必须运动。它们发生运动的方式称为自然规律，自然规律仅仅是对万物实际发生的方式所作出的以经验为根据的描述。霍布斯写道：“我出于思想的缘由而研究哲学，并且我搜集了哲学的所有第一要素，并按次序将它们整理为三类，记录如下：首先，我处理物体，以及它的一般性质；其次，我处理人以及他特有的能力和感情；第三，则是市民政府及臣民的责任。在第一部分中，包括第一哲学，以及物理学的一些元素，在其中我们可以考察时间、空间的原因、力、关系，比例、数量、数字和运动。在第二部分中，我们可以熟悉想象力、记忆、理智、推理、欲望意志、善与恶、诚实与不诚实，诸如此类的东西；第三部分所处理的我现在已经向你们表明的了”。49在此，物体-人-政治制度组成了霍布斯思想体系中的一个逐级的同构序列，正如在自然和宇宙中他从研究物体出发一样，对于政治生活的探讨则以人为出发点，而人也并不象笛卡尔认为的那样是一个自我可以通过理智把握自己的存在，他干脆就只是物质的和肉体的，由各种欲望和情感构成其心理活动的方方面面，这是政治科学的真正基础所在。
按照施特劳斯的分析，霍布斯政治哲学的基础并非通常认为的那样是机械论的自然观。他的政治分析和扮演过程的确贯穿了分析——综合法的严格科学性，将政治生活分析到最简单、最基本的元素，即个人及其自由，再以此为基础通过普遍同意的契约建立一整套的政治秩序。但是，再严格的分析过程也有一个终止点，而这个点在霍布斯就是人的最普遍，最低的日常生活经验，比如怕死和自我保全等。反过来，霍布斯严格的科学必最终则成为人们清楚地认知并固守日常生活经验的最有效工具。一切神秘的、经不起科学分析的东西都被它排除净尽，真的，再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比契约更不神秘，更清楚明白的了。“政治哲学，因为它的原则并非借自自然科学，也非借自任何其它科学，而是由经验提供的，所以独立于自然科学，而这些经验是每个都会有的，更确切说，它可以通过每个人的自我认知和自我检查的努力而加以发现。”50因此，在霍布斯“认识自我”是其政治哲学的真正基础。“心灵活动的原因并非仅仅通过推理才可获知，而且也可以通过每个人努力地观察自身的这些运动所获得经验加以认知”。51人们对自身认知的努力就获取真正的生活经验提供一条较之科学方法更切近的途径。但人们必须为此作出努力，霍布斯呼吁：“让人们不要完全根据别人的行动来了解别人吧，这种办法只能适用于他们所熟识的人，而那是为数不多的。要统治整个国家的人就必须从内心进行了解而不是去了解这个或那个个别的人，而是要了解全人类”。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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