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建立健全金融监管机制。我国从2000年4月起实行个人存款实名制，它是整个金融实名制的一部分，它的设立有利于对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给予及时、全面的监控，有利于抑制腐败使得“灰色收入”无处藏身，更有利于国家财政、税收的征管。但是，由于我国各大银行间的互联互通工作做的还不健全、不完善，同一姓名可以在不同的银行开立多个户头，使得腐败分子还是有可乘之机。同时，增加对不动产的实名制管理，使腐败分子妄想利用购置不动产转移赃款、毁灭证据逃避法律制裁的幻想彻底破灭[11]。
（三）对社会其他收入建立完整规范的入市、交易制度。我国在股票、证券市场方面形成了完整有效的入市交易制度，但在邮市、鸟市、收藏品交易等市场基本没有任何入市规则、交易记录，完全属于“自由失控”的无序状态。这种环境极易滋生违法犯罪，并且成为腐败分子巨额非法来源的“理想避难所”。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建议我国逐步完善各种交易市场的入市交易制度。这样当犯罪分子再信口开河把财产来源说成是倒卖邮票、收藏古玩所得时，经查无记录的便可视为非法收入，从而作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认定证据[12]。
（四）坚持党的监督、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相结合的方针。实践中对于该罪的追究大部分来源于群众的举报、纪检的查处和媒体的揭发。因此，对于国家工作人员应当从党内、社会舆论和群众三个方面加以监督，广开举报渠道，加大舆论监督的力度，充分发挥纪委的内部监督作用，从多层次对腐败势力加以打击。
综上所述，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设定与当前的社会经济、法制状况相关，其在实践中的认定需要理论上进一步研究，加大证据体系的构建力度。为此，笔者建议有关部门应当尽早出台相关的司法解释，在适应我国国情的基础上降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取证难度，提高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认定率，这样才能震慑贪污腐败分子，从而保障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地发展，服务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注释】 参见 高铭暄、马克昌：《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版第642页。
参见 卢建平：《刑事政策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载于“法律教育网”司法论文栏目。
参见 储槐植：《惩治腐败的锐利武器》，《法制日报》1999年12月15日载。
参见 吴建立、王正：《浅议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刑罚规定的立法完善》，载于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检察院网“中检文苑”专栏，http://www.zyqjcy.gov.cn/Article_Show.asp?ArticleID=411。
参见 查庆九：《这条刑律何以尴尬》，《法制日报》2001年6月3日载。
香港《防止贿赂条例》第10条：(1)任何人士，如属政府雇员或曾为政府雇员，而——(a)所维持之生活标准，高于与其现在或过去薪俸相称之标准者；(b)所支配之财富或财产，与其现在或过去之薪俸不相称者，除非能向法庭作出圆满解释，说明其如何能维持该生活标准，或如何能支配该等财富或财产，否则即属违法。参见刘玫：《香港与内地刑事诉讼制度比较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89页。
参见 时延安：《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法理研析》，《法学》2002年第3期39页。
参见 卢建平：《刑事视野中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中国刑事法杂志》2002年1期第61页。
刑法第
395条第1款原表述为：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或者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差额巨大的，可以责令说明来源。本人不能说明其来源是合法的，差额部分以非法所得论，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财产的差额部分予以追缴。
香港《防止腐败法》的有关规定：“公务员所拥有的财产或收入，若超过薪金所得，而又不能解释其合法来源的，以违法论。化名拥有或托亲戚之名，亦属违法，廉政公署即可对其起诉。” 参见刘玫：《香港与内地刑事诉讼制度比较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参见 蔡兴教：《财产贪贿犯罪的疑难与辨症》，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46页。
] 参见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武彬著：《试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认定》，载于法律论文资料库网，http://www.law-lib.com/lw/lw_view.asp?no=43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