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
宪法在大陆实际运用的情形，我的了解太有限，不好多谈，几年前我在报上看到，有用在冒名入学的案件，认为冒名者侵害了被冒名者的受教育权，非成有趣，在台湾我们会把它归类为人权的第三人效力问题，
宪法是规范统治者的，不是规范被统治者，可是人权规定除了限制统治者以外，也代表一些基本价值，因此如果人权的规定在一般的民间社会完全被忽视，仍有可能产生价值的矛盾，所以让宪法人权某种程度也适用在人民之间，久而久之，
宪法就可能深入整个法律体系，整个法律体制都被
宪法化了。但一般乃说，用在私人之间，总是要到
宪法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而且这会涉及比较复杂的技术问题，所谓直接或间接效力的问题，上个礼拜我还在一个地方做了这方面的报告，谈到人权的第三人效力问题，我们的法官现在也蛮喜欢在民事案件里谈到
宪法如何保障生存权或者工作权，用来解决单身条款或竞业禁止条款的契约法争议，被认为是一种进步，可是在适用
宪法的方法上还没有把握，所以这刚好也是台湾违宪审查的新课题，怎么样让普通法院法官适当的把
宪法用在做民事案件。
回到新的话题，任何一个可以响应社会需要、有效率的司法，都需要有一些配套的东西，最重要就是法律职业，如我一开始提到的，韦伯所说现代法律的特征就是走向形式理性，很重要的形式化工具就是法律职业，这些专业人员要和一般营业脱离，和一般公务员脱离，而有一套自己的职业伦理和自己管理的方式，这个专业是支撑独立司法的必要手段。过了专业化这个阶段以后也许就可以去谈前面谈到的循环，对过度专业化加以修正，比如加入一些陪审或参审的因素，增加更多非讼解决争议的机制等等。等后者又发展过了头，引起新的社会问题，再回头增加专业化因素。但无论如何，循环的基础一定是已经先完备了一个司法基础架构，包括稳定的法律职业。
法律职业当然每个国家的情况不太一样，甚至有不同的传统，比如在欧洲，特别是南欧，他们谈到法官这个观念的时候，检察官和法官是不分的，都是一种客观适用法律于个案的司法公务员，但在美国对检察官和法官的看法就完全不一样。又比如在法国和德国有一个法律职业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公证人，公证人是在司法之前预防诉讼的法律职业，在这些国家都很受民众信赖，收入比律师还高。大陆法系的法律教授，必须对法律文本作有系统的诠释，法院相当程度依赖教授们对法律所做的系统诠释。不同的司法传统会表现在法律职业受到的待遇上面，但无论如何，最需要稳定，最不能替代的专业当然就是法官、检察官和律师，可以说是现代司法最核心的职业。
就台湾来讲，职业传统有两个渊源，一个来自大陆，包括法官检察官和律师，另一个则是日本统治时代留下来的法律菁英，在日据时代大约是1900年开始建置法院，回到中国以后，社会上对于各种法律职业已经有一定了解，知道律师是干什么的，法官、检察官是做什么的。当然大陆的律师传统其实也很早，但是因为幅员太广，律师人数也少，法制初建时期，很多地方还是由县长来兼任审判职务，因此专业化过程很慢，台湾一方面幅员比较小，人口比较少，集合了这两边的法律菁英，再经由政府有计划的培训，所以能比较快的完成法律职业的建立与普及，现在司法院和法务部都有训练机构，律师则由公会负起职业训练的任务，这部分是明显较弱的一环。
律师的工作越来越重要，但比起其它大陆法系国家，台湾对于律师职业的教育是非常不足的，早期等于只是借着极高难度的考试，让考生自我教育，通过考试就丢给市场，由市场去对律师再教育，实际上等于让消费者去承担教育不足的后果。公会的功能完全不能和美国、德国这些国家来比，不仅教育功能不足，职业伦理的执行也很弱，以致良莠不齐，法律服务业的消费者只能受到低度保障，实在是体制上很大的讽刺。最近十年才增加了半年的律师专业教育，但成效有限，不能和司法官受到的职业教育相提并论，显示大家对于律师业在法治上的重要性还没有正确认知，不愿意做更多的投资。说起来这几年的司法改革，年轻律师们的贡献很大，但改革别人很有一套，改革自己就不是那么回事了。比如很多律师主张要大幅调整现在的审判结构，要建立坚实的第一审，而使第三审成为严格的法律审，但嘴巴说得漂亮，任何限制上诉第三审的法案，到了立法院都会遭到律师团体杯葛。改革派的律师虽不包揽诉讼，但常常包揽“正义”，把自己当成正义女神的化身，即使对于司法制度一知半解，还是以大幅改革为己任，所有反对者都会被戴上反改革的帽子。本来应该保持政治中立的律师公会，碰到总统大选还特别活跃，这也说明律师职业的问题不小。早期的司法行政过度强调在朝和在野法曹的区隔，怕他们私相授受，渐渐又造成彼此不理性的对立，法官对律师不够礼貌，律师也找机会修理法官，这种对立使得一个家庭式的、功能互补的法律专业未能在台湾形成，在我看来，应该是未来司法改革的另一个重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