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后来，随着社会多元化，政治也走向多元化以后，大法官的解释制度也跟着发生功能转变，这当然是一个很长的故事，也许我没有办法很快的整理的很好，一个里程碑的改变，是发生在１９８０年代初期，大法官通过第１７７号解释，它最重大的意义，就是让人民声请做成的解释，如果认定法令违宪，声请人的个案就可以得到特别救济，再审或非常上诉。前面已经提到，原来司法院解释
宪法只有机关可以声请，人民无权声请，但自１９５８年以后，人民依法已经有声请解释权，声请案件却不多，原因在于我们的制度要求声请解释的人民，先用尽审判程序，才能就确定裁判适用的法律声请解释有无违宪，裁判既已确定，人民声请解释就算成功对自己也已没有任何实益，比如说大法官认定某一个法律或者行政命令侵害了人民的财产权，即使宣告法律无效，也只发生向后的效果，对声请个案完全没有帮助，等于是为人作嫁，很少人愿意做这样的事情，大家都宁可搭别人的便车。第１７７号解释所以我们称为里程碑的解释，就在它明确的说法律或者命令若是违反
宪法而无效，声请的那个个案可以去声请再审，从那以后，大法官的办公桌，几乎就给人民的声请案淹没了，违宪审查制度才算活了起来，机关因为有其它管道去处理法律解释或
宪法争议，声请解释的越来越少，人民的越来越多，
宪法的司法化，也就是从这个解释开始。
后来又透过几号重要的解释，增加了声请的途经，包括法官可以在审判案子过程中间，碰到所要适用的法律有是否违宪的疑问，也可以停止审判声请解释。这当然也经过一番不小的争议，就是刚才贺老师提到的美国分散审查的模式，台湾不是没有人做这样的主张。当案子到了法官的手上，为什么他不能审查法律有没有抵触
宪法，因为法律也是法律，
宪法也是法律，
宪法位阶高于法律，就如法律位阶高于命令，则如果法律抵触
宪法，为什么还要适用法律呢？一个独立审判的法官当然可以决定排除法律，这就是美国式分散违宪审查的基本思考，在我们的
宪法之下好像也有朝这个方向去做的空间，但借鉴德国和奥地利的集中审查模式，倒不是否定法官对任何有效规范的审查权，唯独对国会通过的法律必须不一样，国会通过的法律只能够停止审判，送请
宪法法院去集中审查，这是德国和奥地利从国会优位的民主理念推出的结论，认为对于国会所产出的规范不能由普通的，没有特殊民主正当性的法官就这样轻率处理掉，非常典型的大陆法系的思考，也就是重视法律的体系性，如果每一个法院都可以独立的决定一个法律是否适用的话，法律会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是混乱的，一直到终审法院统一为止。但两种模式的主要差异还是在于法律，不在于其它的法规范。台湾在1990年以后，这样的争议越来越大，大法官在371号解释，时间应该在1994年左右，肯定的说法官如果在个案中形成法律违宪的确信的话，可以停止裁判，声请大法官来审查，大法官说它违宪以后，他就不能在该案件中适用。
所以简单的说，经由大法官自己解释创造出的一些程序，司法违宪审查渐渐就趋于完备，人民变成主要的推动者，而审查的对象则包括法律、命令、判例等，基本上很像德国、奥地利的所谓“
宪法诉愿”，但比较像奥地利而不像德国的，是我们没有对单纯裁判的合宪审查，最多只能审查裁判中选出来，有一定拘束力的判例，这样才能维持对抽象规范进行管控的制度精神，而且避免与最高法院、最高行政法院发生冲突，变成实质的“第四审”。德国宪法法院每年收到的案子大概5000件，中间大概百分之九十以上是他们所谓的
宪法诉愿，绝大部分又是针对裁判，也就是说人民在终审法院得到了一个对他不利的判决，就以这个判决的内容、实体或程序违反
宪法为理由，再一状告到
宪法法院，这个程序他们叫做裁判的
宪法诉愿，这是非常高度的人权保障方式，但也是一种高度诉讼资源的浪费，因为
宪法法院也怕造成第四审的印象，几乎百分之九十五都不会进入实体审查，只要显无胜诉希望就打回票，反而造成人民期待的落空。实际上裁判不是法律，一般终审法院就可以也应该对下级法院裁判的合宪性加以注意，由
宪法法院增加这个程序反而是制造问题，所以在德国也一直被检讨。我个人觉得台湾没有必要在这里学德国，只要掌握集中审查模式的精髓就好。不过最近新任的大法官好像不太能守住这一点，对个案救济的兴趣很浓厚，甚至宁可牺牲程序的合法合理性，表面上虽然更像法院，有比较大的个案救济功能，但破坏了大法官与普通法院的基本分工，制度上其实变成选择性的正义，这可能是台湾司法违宪审查目前最大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