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对审判独立最大的考验，反而是舆论的干预。这需要承审法官自己自觉的去抗拒，有的时候非常困难，特别是社会在转型的时候，社会运动高涨，很多法律已经落伍，但法官仍然要执行落伍的法律，如果法官都跟着社会的脚步走，往往变成选择性的曲解法律，长期来看当然会挫伤法律的公信力，应该不是我们所乐见，可是一旦他坚持执行落伍的法律，又会受到强大舆论的责难。所以在社会转型的时候，舆论的干预对法官构成特别大的挑战，有时候要法官完全不迎合多数人的胃口，还真不容易。德国在２０世纪初期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当时就兴起了所谓自由法的运动，台湾在一九八零年代也碰到这样的场景，还好已经渐渐过去。
在台湾司法改革的议题很多，司法独立这个最大的问题应该说基本上已经解决，剩下个案的不独立，已经不是制度问题。但如果把刑事司法体系的检察官也放进来看，则最近基层检察官又提出了一个新的独立问题。简单说，就是检察行政是不是也要从一般行政中独立出来。前面已经提到，在１９８０年之前，高等以下法院的法官和配置在法院的检察官，虽然在诉讼程序上的功能完全分离，甚至是对立的，但行政上都由行政院的司法行政部管辖，一如多数大陆法系国家的情形，１９８０年的体制改革，把高等以下法院的法官改由司法院来管，却把配置法院的检察官留给行政院管，行政院不再设司法行政部，改设法务部，其检察司主管检察业务，检察官依
刑事诉讼法采检察一体原则，只有外部独立，内部则为上令下从，一体办案，因此检察体系本身有个最高首长，叫做检察总长，检察总长由总统任命，行政上则受法务部长节制。总之，检察官依大法官解释虽为广义的司法官，也受到高度的身分和职务独立保障，但行政上在1980年以后却和法官分道扬镳。
检察官的角色定位在大陆法国家始终有一些不确定，但大体上都同法官差不太多，大法官的相关解释对检察官的保障也还算有利，但在司法改革过程中一直存在两股力量，一股力量是要把它弄成像美国的检察官一样，推到纯粹的行政机关，另一股力量则要把它更推向独立、中立的司法部门，远离政治部门。最近基层检察官的串连运动，就属于后者。主要是有感于这几年碰到一些重大的案件，特别是有政治性争议的时候，不论他们怎样努力，在一般民众看来，总是瓜田李下，起诉会挨骂，不起诉也会挨骂，案子办得慢会被怀疑，办得快也有人说话。原因就在最高检察首长是总统任命，检察官又被法务部考核，所有检察资源都掌握在法务部的手上，而法务部长又是内阁成员，有浓厚的政党色彩。这样的组织牵连，使检察官怎么说都说不清楚，产生强烈的挫折感。所以最近基层检察官在原来的改革组织之外又成立的新组织，以注入新的动力，主要目标就是把检察行政从一般行政部门独立出来。其实把整个检察体系搬到司法院，也未违反
宪法与大法官的解释，但事涉两院权限，显然不容易，因此他们希望，即使留在行政院，至少也要从法务部搬出来，所有检察相关行政改由检察总长主管，而检察总长则由总统提名，经立法院同意，强化其民意基础而能独立于法务部，至于前面提到的人事审议委员会，当然也就改设在总长之下。这个新的体制改革有多少希望，还很难讲，即使对以改革自诩的民进党政府而言，有检察体系这样好用的一股力量，要他就这样放弃，好像还是很难，所以这个改革的命运还不确定，但已经有立法委员提的三个法院组织法修正案在立法院里面，修正的重点就在法院体系的调整，刚刚讲的那两点是最重要的部分。所以我们大体上回顾过去十五年，台湾的司法独立和审判独立，乃至检察独立，可说是解决了一些问题，又会有新的出现。
贺卫方：
我想应该说，当我们观察海峡对岸，如果那里的司法改革，或者是司法独立取得一些成就的话，我们这边也会感到非常欣慰，那毕竟是意味着中国人的社区得以摆脱过去的传统，制度建设取得的进展。实际上，百年来我们引进西方法制，建立不同于衙门体制的分权制政府，但是，制约我们的社会文化因素每每使得我们有独立法院之名，而无独立司法之实。由于这种不独立，也就使得法院难以公正地裁判纠纷，结果有时比衙门体制还糟糕。因为衙门体制下，至少治理方面的责任还是明确的。而西方政府躯壳的引进，导致的只是庞大的政府和各种不同机构相互推诿，权力与责任裹缠不清，给社会带来了更大的危机，甚至最终不得不通过军事冲突来饮鸩止渴式地解决问题。现在，台湾的司法独立能够有这样的进展，能够展现出走出古老的一治一乱的循环，自然是一件可喜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