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犯罪嫌疑人在审前普遍实施羁押显然与无罪推定原则严重不符。因为犯罪嫌疑人只是涉嫌犯有罪行而接受侦查机关审查的人员，其还不是真正的罪犯，如经侦查、审判，最终确定其无罪，则在审判前限制其人身自由就是对其人权的一种严重侵犯。但是从公安机关的侦查所面临的社会环境、法制环境等方面看，一方面，党和政府及广大人民群众既要求公安机关充分发挥打击犯罪的职能，为社会提供一个良好的治安环境，同时又要求公安机关在办案过程中要充分保护人权；另一方面，由于公安机关对社会的控制能力弱，对人口的管理能力低下，管理方法落后，加之刑事司法制度本身存在的一些缺陷，使得公安机关在办案中为充分实现打击功能，不得不采取一些侵犯人权的做法，审前对犯罪嫌疑人的普遍羁押实在是无奈之举。
　　二、中外对比——社会治理化对增强社会控制力及保障人权的正面意义
　　由于地理因素和性格因素的不同，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是两个差异巨大、性质截然不同的社会。“在中国，是一呼群诺的领袖制，以政治为权威、以君王为中心的史官文化，以家族为核心、以道德为基础、以伦理为本位的社会。此一社会又呈现出两类不同性质的特点，一为建立在圆融通达性格基础与和谐有序秩序基础之上的柔性社会，一为被众多西方思想家反复强调的，建立在强迫与服从，以及森严等级基础之上的专制主义。在西方，则是人人参与、轮番为治的选举制，多元主义和个人主义文化，毫无伸缩余地的、讲求程序和形式的、法治主义的刚性社会，以及民主主义和平民主义作风。”［1］
　　正是这种差异，使得法治成为西方人当然的选择。西方人己经将遵守规范内化为一种道德，形成了一种习惯，认为是一种当然，使法治在西方社会成了治理社会的占统治地位的手段。随着现代理性主义的勃兴，在现代西方法治社会，通过规范化的日常监控技术，国家实现了对社会的治理。社会的高度组织化、规范化又进一步增强了国家对个人的控制能力。按福柯的说法，现代社会是一种治理社会，个人陷入了处处受到监控的“全景敞视监狱”。国家通过福柯所说的纪律化治理更深地嵌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从这一意义上可以称现代国家为“日常监控型”国家。［2］正因为西方现代国家对个人的强有力的控制，使得在刑事诉讼领域客观证据的生成机制非常完善，犯罪嫌疑人处于客观证据的包围之中，警方在办理刑事案件过程中，不必为了获得犯罪嫌疑人的口供而羁押之；警方对犯罪嫌疑人有很强的控制能力，不必担心犯罪嫌疑人被保释在外后逃避侦查、起诉和审判。这样，其警察在办理刑事案件时也就能更少地侵犯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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