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市Y区人民法院在开庭审理之后，于2005年10月11日作出裁定：“因涉及法律适用问题，需报上级法院请示”“本案中止诉讼”。
　　就本案而言，存在了两个问题，一是外地行政机关出具的未经司法审查的证据，可否作为本地行政机关再次作出处罚的证据，当事人一旦提出诉讼，本地法院如何对外地行政机关收集证据的合法性、执法人员的资格等问题进行司法审查？；二是什么是“违法所得”？。对于前者，笔者没有找到相关的法律依据，也未搜索到相关案例。但总体上认为，外地行政机关出具的未经司法审查的证据，是不宜作为本地行政机关作出行政处罚的依据的。因为这样不仅违背了一事不二罚的原则，同时也使受诉法院难以行使相关的司法审查权。如果，本地药监部门要想对相关企业进行处罚，首先要自己搜集诸如现场勘验、取样、封存、送检等证据，然后再依据检验结果作出是否进行处罚的决定，如果当地药监部门没有搜集到相关证据，就不能对相关企业作出任何处罚。而对于后者，就是在药监部门内部也存在着争议。2003年11月29日，《中国医药报》曾专门就违法所得该如何计算问题组织专版进行讨论，其中最主要的观点就认为没收违法所得应扣除成本，理由是“违法所得是指违法行为人通过非法手段获得的财产，包括实物和货币收入”。“执法机关对违法行为人违法所得的没收，本质上是一种追缴，而不是违法行为人因实施违法行为所付出的代价”。同时认为：“由于药监部门与法院对违法所得认定不一致，法院依法变更行政处罚决定书的情况时有发生，使药监部门在行政诉讼中处于被动地位”。而持反对意见的人则认为“如果违法所得不计算成本，就可能出现已将伪劣药品卖出的人，比没将伪劣药品卖出的人少损失的情况。举例来说，甲、乙两人各花100元购进同样的伪劣药品，甲没有卖出便被查处，甲的损失是100元，而乙卖出一半，收款80元，余下的一半被没收，已卖出的80元仅没收违法所得30元，则乙比甲少损失50元，这样的操作结果显然是荒谬的”。笔者认为，持此观点的人忽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甲、乙在主观上对伪劣药品是否明知和有无权力向他人追偿的问题。如甲、乙在主观上都明知是伪劣药品，药监部门除没收违法所得外，还可以按照相关规定对他们处以货值金额五倍以下的罚款，对没将伪劣药品卖出的甲可以少罚款，对于已将伪劣药品卖出的乙可以多罚。而如果甲、乙在主观上对伪劣药品均不明知，则说明他们在购货渠道上是明确的，对他们的处罚结果虽有差异，但他们都有寻求法律救济和追偿的途径。甲可以依据合法有效的处罚决定书向他的供货方追偿，而乙由于损失小一些，则只能向他的供货方少追偿，这里根本就不存在“操作结果荒谬”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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