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人之个性差异，每个婚姻都具有不同于其他婚姻的独立特性。从现实生活来看，什么情形能够导致夫妻感情破裂，是没有一个统一的原因或事由的。如有的因为一方有疾病而离婚，有的却要与有疾病者结婚（包括被视为为不合法的健康人愿意与爱滋病患者结婚）；又如，性质相同的犯罪，有的被判刑一年则引起离婚；有的判刑十年，则不会造成离婚。有的妻子认为丈夫不抽烟，没有男子汉味；有的妻子则因为丈夫抽烟，要求离婚；有的因为妻子太节俭，丈夫诉离婚；有的则因为妻子太浪费，丈夫诉离婚；有的因为妻子不整容，丈夫要离婚；有的因为妻子整容，丈夫要离婚。甚至还有“丈夫打鼾妻子离婚”、 “丈夫凡事都要请示父母，妻子难忍其无主见而离婚”；凡此种种，难以枚举。笔者分别从十个方面，对离婚原因进行一个简单的统计，离婚原因竟有上百种，仅两性（包括生育）方面引起的离婚就达20余种。事实上，还有很多离婚，很难有一个真正说得清的原因，甚至连双方当事人也说不清楚到底是什么原因，只是感觉双方和不来，过不好，要离婚。因而，严格讲，离婚是不能讲原因的，只要感情破裂，就可以离婚。所以，有关离婚立法上已逐渐由具体原因发展到抽象原因，道理就在于此。
婚姻是否破裂，只能从具体的个案中才能判断。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实际上是一把双刃剑，它在限制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同时，也限制了法官应对复杂多样的社会现象的灵活处断能力。其结果是，在许多情况下，容易产生与客观现象不符的“假的推理判断”。同时，由于这种限制存在不合理性，例示的限制功能事实上也难以有效实现，反而破坏了立法的权威。这种立法效果是值得反思的。
从立法与司法的关系来看，立法者只能为司法者提供裁判案件的一般标准，而不应再有过多限制法官手脚的具体规定。不妨作这样一个比喻：法官是凭借尺子给他人量体裁衣好，还是拿着样品衣服去为他人挑选合身的衣服好？回答显然是前者。如果我们在“量体裁衣”的标准之外，又规定某种身高的人或某种胖瘦的人，应穿某种型号的样品衣服。那么，当遇到了某种身高的人或某种胖瘦的人，不适合穿某中型号的样品衣服时，应该怎么办？是按照“量体裁衣”的标准为他重新裁量衣服呢？还是硬要他按照规定的型号去穿不合身的衣服呢？这只能令法官无所适从。所以，立法者只能交给法官一把“量体裁衣”的尺子，不能交给法官几件样品衣服。
以上主要是从司法的角度来，考察现行例示主义离婚标准在实践中存在的缺陷和不足。
另外，单纯从立法技术上看，我国的例示主义立法也存在一些缺陷。如一些采取例示主义立法的国家和地区，虽然也将一方主观过错作为离婚的原因，但对于那些虽非夫妻一方主观过错，而由于一定的客观原因致使不堪共同生活，婚姻目的无法达到的情形，列为允许离婚的事由，有的甚至作为例示的主要事由。我国新
婚姻法所列举的确认感情确已破裂的情形，主要为一方的过错，包括重婚、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虐待、遗弃、实施家庭暴力、赌博、吸毒，而对于因客观原因无法共同生活，不能达到婚姻目的，导致婚姻破裂的情形涉及较少，其例示与我国破裂主义立法原则不相协调。因为例示主义虽然不可能将所有的情形全部列举，但列举本身具有导向性，显示了立法者所关注的主要价值倾向。因而，这种规定，容易产生歧义，使人误认为在我国还是实行过错主义离婚原则。
三、新
婚姻法例示主义立法缺陷原因分析及其解决途径
（一）、例示主义立法缺陷原因分析
重新审视我国新
婚姻法关于离婚标准的例示主义立法弊端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我国在离婚标准上的例示主义立法技术自身存在的弊端；二是例示主义立法模式固有缺陷的弊端。
1、我国例示主义立法技术自身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1、例示情形的选定不准确或不典型，如同居、暴力、虐待、遗弃等，没有任何限制，不区分过错方与受害方，不区分情节轻重，只要具有例示情形，调解无效，就应当判决离婚，这是不科学的。一些将暴力、虐待等情形作为离婚事由的国家和地区，一般设有一定的限制条件，如应达到“不堪同居”的程度等，我国台湾地区的立法即是如此。新
婚姻法却没有这种限制规定。2、还有一些情形，如配偶一方患有不治之恶疾或患精神病久治不愈等，可以例示而没有例示。3、我国离婚标准的规范形式与内容和效力之间缺乏统一协调和整合。我国的离婚条件是一种全面开放、没有任何限制的立法。从法律规范的形式来看，我国采取的是例示主义，离婚的标准是夫妻感情破裂，例示属于夫妻感情破裂的例证；从法律规范的内容来看，我国采取的是积极破绽主义，过错方离婚不受限制；从法律规范的效力来看，我国采取的是绝对离婚理由主义，凡具有法律例示的四种情形，调解无效，就应当判决离婚。这种毫无限制全面开放的立法，要么，例示情形必须绝对适用于现实生活中的每一个具体案件，否则，就应设立相应的救济条款予以弥补。我国设立的例示并非适用于每个案件，但又没有采取相对离婚理由或设立残酷条款，使例示的缺陷得不到救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