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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目前不可能随便更改刊名、也不太可能新创办专业刊物的情况下，如何在综合性刊物的名号下搞好特色栏目、品牌栏目，就成了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因为没有特色栏目、品牌栏目，一个综合性刊物的个性就无从体现。有的刊物在特色栏目（如《云梦学刊》的“当代学术史研究”）、品牌栏目（如《学术界》的“学术批评”）方面，已经进行了可贵的探索，但绝大多数刊物依旧安然若泰、无动于衷。
由于历史的和现实的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北京是中国独一无二的学术大本营。像北京这样拥有几十所大学、上百家出版社、还有规模庞大的社会科学院、艺术研究院等研究机构的城市，其文化底蕴博大，学术资源雄厚，各路人才济济（过剩），即使是放眼全球，除了美国的波士顿、英国的伦敦、法国的巴黎、日本的东京外，大约也很难再举出类似的例子。因此，守着北京，或者背靠北京，办不好学术刊物（或者出版社），恐怕只能从主事者自身找原因（除了客观因素以外）。
现在毕竟是市场时代了（非典型的市场经济时代）。因此，即使是学术刊物，也存在一个如何生存、如何发展的问题（单靠吃“皇粮”的时代，估计用不了多久就靠不住了；何况，即使能保住“皇粮”，也只能是“吃饱”，但未必能“吃好”）。因此，学术期刊也同样面临一个如何自我经营、良性发展的迫切问题。就像国外的大学校长主要是拉赞助一样，今后一个能干、出色的学术期刊的主编还将面临一个如何为刊物寻求资助的任务。没有捐助，当然也能办刊物（除了“皇粮”外，还变相地或直接地收版面费之类），但有了可观的捐助（以及广告等合法经营收入）后，学术期刊就有可能办得更好。至少，学术期刊的日子不必像现在这样难过了。
载《社会科学论坛》2004年第10期；《学术规范与学术批评》，杨玉圣著，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注释】就我个人的阅读经验而论，此类刊物可以举出的有《历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评论》（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学报》（北京大学）、《中外法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学报》（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北京师范大学）、《比较法研究》（中国政法大学）、《文艺研究》（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中国艺术研究院）、《天津社会科学》（天津社会科学院）、《学术月刊》（上海市社会科学联合会）、《社会科学》（上海社会科学院）、《江苏社会科学》（江苏省社会科学联合会）、《浙江学刊》（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学术界》（安徽省社会科学联合会）、《社会科学战线》（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论坛》（河北省社会科学联合会）、《文史哲》（山东大学）、《开放时代》（广州市社会科学院）等（27种）。
详见杨玉圣：《值得关注的学术集刊现象》，《云梦学刊》2004年第4期。
比如《学人》（陈平原等主编，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已停）；《中国学术》（刘东主编，商务印书馆出版）；《唐研究》（荣新江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国学研究》（袁行霈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敦煌土鲁番研究》（季羡林等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经济学季刊》（林毅夫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比较》（吴敬琏主编，中信出版社出版）；《红楼梦学刊》（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编，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文史》（中华书局出版）；《中华文史论丛》（上海图书馆编，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中国社会历史评论》（张国刚主编，中华书局出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中国现代文学馆主办，作家出版社出版）；《中国哲学》（姜广辉主编，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哲学门》（赵敦华主编，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论证》（赵汀阳主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原道》（《新原道》，陈明主编，大象出版社出版）；《国际汉学》（任继愈主编，大象出版社出版）；《历史地理》（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历史地理》编委会编，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考古学集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研究所《考古》编辑部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汉语史研究集刊》（四川大学汉语史研究所编，巴蜀书社出版）；《语言学论丛》（北京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心《语言学论丛》编委会编，商务印书馆出版）；《汉语学报》（邢福义主编，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古文字研究》（安徽大学古文字研究室编，中华书局出版）；《中国诗学》（蒋寅等主编，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中国美学》（汝信等主编，商务印书馆出版）；《现代化研究》（北京大学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编，商务印书馆出版）；《艺术史研究》（中山大学艺术史研究中心编，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学术集林》（王元化主编，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已停）；《现代中国》（陈平原主编，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民商法论丛》（梁慧星主编，法律出版社出版）；《清华法学》（许章润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公法》（夏勇主编，法律出版社出版）；《法律书评》（苏力主编，法律出版社出版）；《北大法律评论》（《北大法律评论》编委会编，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法哲学与法社会学论丛》（郑永流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私法研究》（吴汉东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诉讼法学研究》（樊崇义主编，中国检察出版社出版）《基督教文化评论》（刘小枫主编，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视界》（李陀主编，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中国社会科学评论》（张曙光等主编，法律出版社出版）等（以上共41种）。
如《全国报刊论文资料索引》（上海图书馆编）等。
如《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评价中心）等。
这意味着学者们每年在各类学术集刊上发表的15000篇左右的论文不被现行的学术评价体系（特别是高校系统）所“承认”。
杨玉圣：《学术刊物“论文集化”的时弊》，《中华读书报》1996年8月21日，
杨玉圣：《让学术回归学术》，《光明日报》2004年7月29日。
参见《中国青年报》记者陈强的系列报道——《圈内人编假冒学术刊物敛财 为评职称泉州数百教师受骗》；《福建学术腐败案露出冰山一角 盗印刊物掠财者仍在蒙骗教师》；《非法刊物盛行源于需求过旺教师评职称标准量化催生“论文迷信”》；《三份学术期刊是怎样被非法盗印的广西教育学院杂志社有人里应外合》（见该报2004年6月30日以及7月2日、7日、14日）。
]有位叫“周毅”的先生，据说从“一稿两发”到“一稿九发”，把“41篇文字发表了143次”，其中此公拿了一篇题为《人口与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大作，遍地开花结果，在《贵州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4期）、《武汉科技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新东方》（2002年第1-2期）、《周口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0年第1期）、《山东科技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求是学刊》（1999年第6期）、《天水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第2期）、《科技导报》（1999年第10期）。详见汪继南：《疯狂的“一稿多发”》，《社会科学报》2004年8月5日。
说明：本文系提交《社会科学论坛》暑期恳谈会（河北蔚县，2004年8月14日-17日）的交流文章。
2004年8月12日-13日
北京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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