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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双刃性的实践逻辑
当然，现代的实践传统及其逻辑，不会是完全正面的，它也充满了负面的例子。我之所以突出从实践出发的认识，并不包含对实践的价值判断。
譬如，农村工业化，虽然规模庞大，最后并没有能够减少农村人口的绝对数量。在沿海和城郊地方，它确实起了反过密化的作用，转移出相当比例的农村劳动力，农村收入和生活水平也相应提高（进入了“小康”水平）。但是，在广大的内地农村，农业收入仍然很低。
其后是全球资本的投入中国以及相应的城市高速经济发展，因此又吸收了一亿的农民工。这里先不考虑“民工”所包含的种种社会问题，而只从农村人多地少问题的角度来衡量这一变化。它事实上又仍然没有能够减少农村的非常密集的人口。时至今天，农村人口仍然基本徘徊于改革初期的八亿的绝对量，人多地少的局面仍旧没有明显的改善。既使是1980年代的适度规模设想（例如江南的每劳动力20亩地），仍然没有能够真正实现。农村劳动收入的提高主要得自非农收入，而粮食生产收入，既使是在沿海一带，仍旧大多徘徊于老的水平。城市发展但农村落后的悖论现象仍旧是中国的基本现实。
这个经历所突出的逻辑是中国人多地少的极其巨大的事实，不是农村工业化和全球资本与全球市场便能够彻底解决的问题。今天的农村问题是如此的庞大、复杂，我们必须在乡村工业化和全球化这两条已经是十分宽阔的道路之上，另外寻找更多的出路。近年来的“西部大开发”是具有一定潜力的一条道路。另外，在改革过程中相对被忽视的一家一户的小面积种植业，以及与它直接关联的副业，显然需要进一步的提高。一个可能出路是转向高收益的、劳动密集的多种或专业化经营，但必须要有投入上和销售上的扶助，不可仅仅寄希望于城市化以及其可能（像西方经历那样）带来的大规模机械化生产。人们今日相当普遍地认为西方式的高度城市化必然也是中国农村的出路，但是事实上农村人口，起码在今后相当长时期之内，不大可能大规模减少，因此我们需要从悖论实际出发，在小面积的、劳动密集的农副业生产中去寻找出路[10]。
另外是社会问题。在多种经济系统并存的情况之下，社会贫富悬殊的分化不仅仅是经典理论所考虑到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阶级分化，更是不同技术水平（和收入）的经济系统的差别。传统农业和现代工业以及后工业的信息产业之间的差别十分悬殊，因而形成一系列比西方早期资本主义所见的更恶劣的社会问题。而人多地少和低收入农业是一系列其他问题的基本经济起因。广大农村的贫穷廉价劳动力使工业企业不顾国家劳工法来剥削农民工成为可能。而下岗职工问题则是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混合的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这些存在于两种经济制度的交接点上的庞大的问题正是悖论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这样的社会危机实在不允许仅仅用转型的过渡、或市场化中的资源配置合理化过程等形式主义理论模式来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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