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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的行为都是理性的行为这个前提显然不符合实际，因为就凭我们日常的接触和观察，我们都会知道许多人的行为是出于感情用事的，理性常常只不过是借口。也就是说，斯密的经典经济学和韦伯的经典社会学的理论前提都是很片面的。但是，它们仍然能够屹立不倒，并且压倒其他的理论。许多主流社会科学家们甚至简单地把它们等同于实际。这是因为在意识形态因素之外，还有科学主义在起作用。现代科学要求人们把知识形式化，也就是说构造一系列只是“专家”们所能了解的专用话语和概念。这样，便只有专家，也就是已经接受其理论前提的人们，才对其拥有发言权。普通人们不可问津，更无庸说质疑。正是在这样的科学主义的构造和制度之下，使形式主义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学，能够长期卫护自己的主流地位。
西方现代科学主义对中国语境的影响可以见于中国语境对“形式化”的理解：根据严格的现代西方哲学的定义，“形式化”概括的是“科学方法”，是现代科学认识所必须的方法。但是，如果我们离开这种对“形式化”的严格用法，便会看到在广泛的知识界的话语实践之中，自然而然地对“形式主义”形成了一种贬义性的使用，认为它过分依赖形式，忽视实际。当然，有的人会认为这是一般非专家知识分子的无知，他们不了解深奥的科学认识方法，但我认为这正体现了人们在话语实践之中的智慧，他们不接受科学主义的误导。可是，人们虽然反对“形式主义”却多迷信“科学方法”，没有意识到科学主义所体现的正是形式主义。
今天，我们需要摆脱形式主义从理论前提出发的认识方法的束缚，而从人们的实践出发去认识中国。与理论建构不同，人们在实践之中，一般会自然而然地面对现实。它不会像理论那样要求自洽、整合于逻辑，而因此作出非此即彼的一元选择。它会从二元或多元的实际出发，允许矛盾和非逻辑的存在，或者要求协调、综合两组不同的建构，并在此之上作出行为的抉择。我们也可以说，相对理论而言，实践是比较均衡的，它不会像理论那样一再大幅度地摇摆和一面倒。中国的近、现代充满这样的实践以及其所包含的逻辑。
（四）实践的现代传统
二元对立的语境所造成的误区之一是无视现代传统。对立的是西方的现代和中国的前现代，非此即彼。我们看到，形式主义经济理论所主宰的经济史，用亚当·斯密理论连贯18世纪中国和改革后的中国，基本无视其间将近两个世纪的时期。而本土论者则指向未经西方入侵和影响的中国传统，因此同样忽视中国近、现代历史。此外，本土论者所借助的后现代主义是从全盘否定西方现代主义出发的，因此只关注（受西方影响之前的）“传统”，同样无视近、现代史，包括中国革命在内[5]。这样，完全抹杀了近一个半世纪以来在中西并存下所形成的新“传统”。我这里称之为“现代传统”。而正因为在理论领域长期存在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具有协调双方性质的现代传统主要凸现于实践，而不是建构。因此，我们今天要走出这个理论上的和话语上的二元困境，必须着眼于实践及其现代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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