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因为人损害了上帝荣耀而要补偿的观念，在思想上改变古代刑与罚的简单思路，补赎、荣誉恢复和和解替代了古代血亲复仇。从此，西方刑与罚上有了正义的概念，正义要求每一项犯罪都要通过有期限的苦难而偿付，要求苦难与罪刑相当，要求被违反的法律得到恢复。犯罪是对法律的一种侵犯，因此犯罪的后果不仅仅是赔偿，而且要科以刑罚，作为违反法律的代价。这种学说被称为“正义的报应理论”，是取代古代社会“具体报应”的“一般报应”论。伯尔曼说，
一方面，违反律法的罪人确实不仅仅是一个罪人，还是一个刑事罪人，一个法律的破坏者，因此不仅要悔过，而且还要因为对法律的破坏而付出一份代价；但是在另外一个方面，法律的破坏者，亦即刑事罪犯，也是一个罪人，他的罪过不只是由他破坏法律的事实所构成，更重要的，是由他故意地选择作恶这样的事实所构成。这样，便存在着一种对于他的行为的道德性质的着力强调，也就是对当他犯罪时心灵的罪过状态的强调。
伯尔曼举了这样的一个例子：一个神志正常的人因谋杀而被判处死刑，在行刑之前精神错乱。在这种情形之下，罪犯的死刑执行要延缓，直到他的神志得到恢复的时候才恢复行刑。这种制度的宗教理由在于：如果在他精神错乱的时候被执行死刑，那么他就没有机会忏悔，没有机会参加圣餐礼，也就没有机会解脱地狱之火的永久折磨，也就没有机会在最后审判中赎回他的罪过，也就没有机会进入天国。
3，救赎观念在制度上的渗透
宗教教义在制度上的体现，在西方中世纪表现为寺院法。寺院法是西方近代刑法形成的重要渊源之一。基督教所创导的刑罚为“对神之秩序犯罪者的一种惩罚”的观念，已经不同于日耳曼法复仇报应刑主义，而开始接近于近现代社会刑与罚的理念。在刑罚目的论上，寺院法不仅强调对破坏秩序者的惩罚，而且还包含了对罪犯的改善和治愈，这类似于近代改善刑主义。
在中世纪，知识掌握的憎侣手里，加上教会刑与罚上的道德因素，教会法的学者们不可避免地会对刑与罚进行一些形而上的思考，其中突出的是阿伯拉尔在其《伦理学》中提出的罪孽三要件说。他认为，确认一项罪孽，应该满足三个方面的要件。第一，它必须是一种严重的罪孽。罪孽有两种，一是不赦之罪，二是可宽恕的小罪。惟有不赦之罪才能够构成犯罪，只有当犯罪情节严重到应受到宗教法院惩罚的程度时，才构成犯罪。第二，罪孽必须表现为一种外在的行为。有罪的思想和欲望由上帝来惩罚，通过忏悔和补赎的圣事来处理，有罪的外在行为才被人间法庭即教会法院来审判。但是，叛逆和异端不需要外在的行为。为此，他们还探讨了故意与过失、故意的种类，近因远因和介入原因的因果关系。第三，行为必须对教会产生了滋扰的后果，强调行为必须是对教会组织的一件“丑闻”。关于罪孽与犯罪的细微差别，我们可以从下面这个12和13世纪著名的案件看出一点端倪，
若干盗贼闯入一家修道院，打倒了两名修道士，并偷取他们的衣服。修道士苏醒过来，制服了盗贼们并将他们捆绑起来。一位修道士去通知教士会首领，留下另一位看守盗贼。这时盗贼们开始解开捆绑他们的绳子。为了不被盗贼们杀死，留下的这位修道士便杀死了盗贼们。
修道士捆绑和杀死盗贼的行为是不是犯罪？这个案件后提交到了教皇亚历山大三世，他宣布修道士捆绑盗贼和杀死盗贼的行为都是刑事的罪孽，因为他们忘记了耶稣的告戒：如果一个人拿走了你的外套，也让他拿走你的斗篷，他们违反了憎侣逆来顺受的教会纪律。此案被后世神学家们进一步发挥，从而提出了两个附加推论，第一，教士的行为要比俗人的行为保持更高的道德标准，第二，自卫行为不能够超出正当的界限。
宗教改革后，宗教与法律发生了分离。尽管如此，宗教和法律之间的关系依然存在，宗教的许多制度直接进入了法律的领域。伯尔曼在谈到宗教和法律的关系时说：“西方法律体系的基本制度、概念和价值都有其11、12世纪的宗教仪式、圣礼以及学说方面的渊源……西方法律科学是一种世俗的神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