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夷陵之战中，刘备被东吴陆逊打败，得了重病，临终前把诸葛亮叫到塌前说：“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邦定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则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为成都之主。”诸葛亮当时就感激涕零跪拜于地说：“臣安敢不竭股肱之力，尽忠贞之节，继之以死乎！”。随后，刘备又命令几个儿子拜诸葛亮为义父。经过这一番精神上的激励，诸葛亮后来每念“先帝托孤之重”，无不表示要“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曹操和刘备用人，一个将物质激励发挥得淋漓尽致，一个将精神激励用得炉火纯青，孰优孰劣，难以笼统地加以评判。应该说，二者各有所长，又各有所短。曹操散尽千金、不惜授权，引来了大批人才为其服务，但是他很难让这些人都对他拼死效命。比如关羽，虽受曹操厚待，但时刻不忘与刘备的结拜之情，当得知刘备下落时，马上弃曹而去，过五关、斩六奖，为的就是不负桃园三结义，这里，精神激励的作用无疑大大超出了物质激励的作用。又如曹操重用司马懿，给以高官和厚禄，但司马父子还是颠覆了曹氏江山；相反，刘备托孤于诸葛亮，大行精神激励之道，结果，诸葛亮不仅没有“自为成都之王”，反而在刘备死后一直扶着那个扶不起来的阿斗，降孟获，定南方，六出祁山，九伐中原，直到病逝于五丈原。这再一次显示了精神激励的神奇作用。刘备善用精神激励，实际上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由于他无法给予优秀人才优厚的物质待遇，投于他旗下的谋士和大将远没有魏国和东吴的多，这是造成蜀国后期人才匮乏而不得不最先向魏国投降的一个重要原因。
商场如战场，对曹操和刘备的用人之道的比较表明，在企业激励与约束制度设计中，物质激励和精神激励也应该是相容的。这里我们所讲的物质激励、精神激励包含约束的意思，因为前面已经论述过，激励与约束是相互包容的，激励的同时包含约束，约束的同时也包含激励。
（二）物质与精神如何相容
在中国的国有企业激励制度中，甚至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存在着重精神激励轻物质激励的现象。很多企业领导人将濒临倒闭的企业搞活了，企业利润和上缴的税收都大幅增加了，但企业领导人自己能得到的，除了少得可怜的一点工资外，就是一大堆各种奖状、劳动模范称号等精神奖励。只重精神激励而不注重物质激励容易造成腐败，前面已有很多实例都可以说明这一点。
近些年来，随着人们观念的转变以及相关政策措施的出台，对企业经营者的物质激励程度不断加大，但又有一种忽视精神激励的现象。许多人对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还谈精神激励嗤之以鼻，致使在物质激励强化时精神激励又被弱化。根据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2003年的调查报告，被调查的对象认为企业经营者的职业声望并不高，尤其是在社会公众心目中和文艺作品中，企业经营者的职业声望欠佳。[10] 职业声望是获取社会地位等精神满足度的一项重要指标，对中国的企业经营者的调查表明，在对其最起作用的激励因素中，“较高的社会地位”被排在第二位，仅次于“高收入”。在美国，经理人具有较高的职业声望，被称为美国社会的“第一驱动力”（Prime Mover）。忽视精神激励的物质激励机制同样也是不可取的，它不利于整个企业家队伍的健康成长，难以增强经理人员的使命感，更容易造成经理人员的短视，从而影响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表3－1 对中国企业经营者最起作用的激励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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