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由于中国经理问题的演进并非是完全的自然历史过程，因此解决它还不可能完全照搬西方的模式。现实的情况是：中国目前的经理人市场和证券市场发育都不成熟；国有企业的委托代理关系尚未完全理清；私有企业基本还处在创业期，家族管理在一定程度上还代表着最优的企业制度安排。然而，从历史发展趋势上观察，随着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上取得突破性进展，随着中国的私有企业向股份公司时代迈进，中国的经理问题同西方的经理问题在本质上将是没有任何区别的。从目前来看，中国还没有出现西方那种大规模的人力资本投资意义的经理革命，但正如社会学家的判断，经理人员阶层在当前的中国社会阶层结构中已经是主导阶层之一，他们在社会、经济、政治生活领域中的影响力——特别是对政府经济决策的影响力，甚至要大于私营企业主阶层的影响力，而且这种影响力还在继续扩大。[28] 在全球化和知识经济不断发展的背景下，可以预测，将公司经理的专业知识看作是投资于公司的一种知识资本在中国将也是不可避免的，这必将在中国也引起类似于西方的大规模的经理革命。
因此，从历史角度考察，无论是在西方还是中国，经理问题都会经历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的股份公司时代和知识成为等同于资本的生产要素的知识经济时代。这两个时代的经理问题和经理革命有着完全不同的内涵，股份公司时代的经理问题和经理革命是因信息不对称产生的代理问题；知识经济时代的经理问题和经理革命则是因知识成为资本而产生的人力资本投资问题。我们当前正处于一个历史拐点，即股份公司时代和知识经济时代的交替时期，此时的经理问题和经理革命现象变得异常复杂。在理论上，我们还未能对其提出系统的令人信服的解释，在实践上我们更是无法对其作出有效的制度规制安排。
【注释】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599页。
参见《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英文对照），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
在英语中Potato的称呼也不是唯一的，如lazybed、murphy、praties、spud等等。
陈光潮、张雪梅：《企业家定义探析》，载《暨南学报》2002年第4期。
梅仲协：《民法要义》，中国政法大学1998年版，第419页。
《意大利民法》第2203条。
台湾民法第553条第1款。
龙田节：《商法略说》，谢次昌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0页。
《澳门商法典》第64条（1）。
沈四宝：《西方国家
公司法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 155页。
Robert W. Hamilton, The Law of Corporations in a Nutshell(Fourth Edition), West Group, 1996, p.268.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303页。
黄明：《公司制度分析——从产权结构和代理关系两方面的考察》，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7年版，第 96－100页。
钱德勒：《看得见的手——美国有企业业的管理革命》，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3页。
钱德勒：《看得见的手——美国有企业业的管理革命》，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7、9页。
A. Berle, G. Means, The Modern Corporation and Private Propery, New York: Commerce Clearing House, Inc. 1932.
钱德勒：《看得见的手——美国有企业业的管理革命》，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581页。
樊纲：《对所有权问题的思考——西方大公司经理被解雇风潮引起的联想》，载《管理世界》1994年第1期。
张维迎：《所有制、治理结构与委托——代理关系》，载《经济研究》，1996年第9期。
同注。
黄明：《公司制度分析——从产权结构和代理关系两方面的考察》，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7年版，第 30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