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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姚荣泽案，前拟通融办法，辱蒙俯允，感佩至深。此案两方均系华人，且裁判地点，又在华界，不得准其聘用外国律师，洵属深谋远虑。郑重法权，本与弟意相符，毫无异致。但此案与他案有别，已经中外皆知，并闻有外国人到堂作证。至地点，虽在华界，适与租界毗连，尤其为外国人所注意属目。当此民国建设之初，此案尤为首次照裁判所文明办法，不得不再三审慎，俾可昭录大同，使彼知我国法律亦有经验，以故格外示以宽容从权，准其聘用，兼可为他日中国律师得以行诸租界地步。本不得援为成例，以后遇有华人讼案，确在内地裁判者，则弟亦不欲轻率许可，以失主权。……惟派陪审员一节，按照文明国通例，须举地方公正绅士二、三十人，将其邀请到堂，即将其人姓名置一筒内，作拈阄办法，拈出七人或五人，随同秉公裁判。如数人中有与原被告夙有嫌怨，或与此案抱有成见者，原被告可不承认，再由筒中拈出他人补充，亦须原被告承认方可。如是，则两方公允，各无异言。否则，将反为之籍口。至尊处所派二人，与敝处所派数人，均当照此办法。
伍廷芳在上述的回信中把陪审制度作了详细的介绍。与此同时，伍廷芳想当然地继续做好审理前的各项准备工作。伍廷芳特派林行规持自己“致江北都督书(3月12日)”的亲笔信，赶赴案发地点进行调查取证，并训令林行规要收集完备，以备裁判官采用。同时，告知地方上的人民，凡是了解案件情况的，都可以到堂作证。并请知情者尽快来沪，以备审理时出庭。对于3月16日开庭审理，沪军都督府军法司司长蔡寅3月12日来电，(注：《伍秩庸公牍》，卷下，第67—68页。)认为：由于此案关系重大，故此时间不能太紧张，因为在裁判之前，应当通知原被告双方到案，并且要登报告知证人到庭，搜集案件证据等，建议暂缓一周的时间。至于是否聘用外国律师一事，因关系重大，并借口陈其美到南京公干而未予以答复。
陈其美3月15日回到上海以后，对伍廷芳关于准许姚荣泽聘请外国律师一事再次致函伍廷芳，(注：《伍秩庸公牍》，卷下，第68—69页。)称“姚荣泽一案，聘用外国律师，敝意绝对的以为不可”，因为“文明各国法律，有采用相互主义者。试思吾国律师，居留外国时，遇有外人涉讼，或外人与华人涉讼案件，设一方面欲聘中国律师，外国法院能允许吾国律师有莅庭辩护之权乎。即此一端，吾国法庭不能允许外国律师到堂，无言而自明矣。且华人素有崇拜外国人之习惯性，依赖一生，则情夺势绌，莫敢争衡，是以易并外人之指证而却之。近闻外国律师，有要求至内地审判厅办事之说。极端争持，犹恐外人难泯觊觎之心。若一经让步，异日援例要求者势必接踵而起，主权丧失、口实贻人，仆与我公将为众矢之的，后悔何及。”同时，陈其美告知伍廷芳，审理的一切事宜除了还有四个证人未到沪以外，都已经准备就绪，定于3月23日下午开庭，这实际上又完全由否定了伍廷芳方案。
伍廷芳针对陈其美信中提出的“绝对不能聘用外国律师”和“华人素有崇拜外国人之习惯性”，在3月19日的“四复沪军都督书”(注：《伍秩庸公牍》，卷下，第69—74页。)中，表示了自己强烈的反对意见。
来书所开审判日期，当照办理。陪审员名单，俟汇同敝部所派各员列送裁判所，于开庭时，查照前书办法选出，在庭听断，以符文明国公例。尊意于此案准其聘用外国律师，及外人指证，终不能释。此诚执事发于爱国之热忱，而为此审慎徘徊之见。惟鄙意则以为不必过虑。吾国法律腐败，审判糊涂，已非一日。故海通之始，外人即将领事裁判权摄而有之。固由当时立约者之不谙外情。然吾国法律及审判方法不满足外人之心。实识其咎。今欲设法收回领事裁判权，必须未收回之先，将法律及审判方法实地改良，示以采用大同主义之铁证，使各国报纸表扬而赞美之。随即编纂完美之法律，昭示中外。然后有所挟持以与谈判。庶于收回领事裁判权一事，始有希望。廷之拟准其聘用外国律师者，尽本此意。故裁判官必须有两造所聘之律师，有同等之学识，且或高出其上，使彼知吾国革新以后，对于裁判事件，非常注意，向非从前满清时代，苟且了事可比。……至谓准用律师即为丧失主权之渐，此未必然。盖法治完全之国，决无一领土之内而有他种法权参与其中。今租界之内，尚有他国法庭，实为吾国之大辱。若不从根本上解决而断断于我国律师之准用与否，愚未见其可也。其即使此案不准聘用外国律师，而在此案之前，已有聘用之者。前日闸北裁判所审讯乔大一案，非有外国律师莅庭辩护乎。如恐援以为例，以足昭人口实，何待身许姚荣泽方指为丧失主权也。……法庭之上，断案之权在陪审员，依据法律为适法之裁判在裁判官，盘诘驳难之权在律师。若恐两人证因崇拜外人而不甘与外国律师争衡乎。岂知律师不能为威吓之言论。无论何国律师，只能按照案情曲折问难。两造人证只有答其所问之权而无反诘驳难之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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