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一例外的是公众舆论被看作“问题”。美国评论家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 1922年的研究《公众舆论》（Public Opinion）指出了经典的观点：他警告说选民中绝对无知者的比例远比我们想象中的大，这些人是精神上的儿童或野蛮人，是煽动者的天然猎物。
　　
　　这个公众舆论的观点主导了盎格鲁-美国人这个问题的看法。经常的情况是一再重复这个假设公众并不知道什么对他们最有利。正如美国社会学家爱德华·帕杰尔（Edward Pager）1929年争辩说“公众舆论常常对最无私为公众福利奋斗的人是最残酷的。”
　　
　　所以指控民粹政治为心理不正常和缺乏理智的倾向有很长的历史。麦克尔·卡静（Michael Kazin）在其重要的研究《民粹劝说》（The Populist Persuasion）中注意到冷战期间在美国，民粹主义成为“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最大梦魇”。他们指责群众性民主，极权主义和工人阶级的缺乏理性是麦卡锡主义兴起的罪魁祸首。确实，他们对麦卡锡主义充满仇恨就像如今他们对宗教右派的敌意一样。对“美国白人天主教工人，老战士，位于社会结构中间的牢骚满腹的家庭”更加不信任和厌恶反感。这些人曾经是如下运动的坚定支持者如工业工会主义，产业工会联合会，1930年代和40年代的人民阵线。但是十年以后，他们被看作自由主义的敌人。
　　
　　从前的自由主义者曾经担心人民参与政治的热情下降，现在他们开始纳闷这个“漠然”是否成为貌似灾祸实际让人得福的事情。克里斯托弗·拉旭（Christopher Lasch）在《真实唯一的天堂》 （The True And Only Heaven）中说，他研究民众对自由派精英的反叛。
　　
　　精英对民粹主义的恐惧和如下观念相联系即“下层阶级”的观念被他们残酷的成长经历所扭曲。据说工人阶级的成长经历让他们容易接受反民主和独断极权的做法。冷战时期最有影响的美国政治学家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的评论在这方面是经典的。“总结起来，下层阶级的成员很可能童年时期经历惩罚，缺少关爱，容易冲动，攻击性强，所有这些经历倾向于导致种族偏见，政治极权主义，千禧年新宗教（chiliastic transvaluational religion）中表现出来的根深蒂固的仇恨。”
　　
　　英国很有名的心理学家汉斯·艾森克（Hans Eysenck）分析了情感上文雅的中产阶级和情感上无知的工人阶级的对比。艾森克声称“中产阶级保守派比工人阶级保守派更温和，中产阶级自由派比工人阶级自由派更温和。中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比工人阶级社会主义者更温和。甚至中产阶级共产主义者也比工人阶级共产主义者更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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