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副主席马戈特·瓦尔斯特伦(Margot Wallstrom)在自己的博客上评论说
宪法是非常复杂的东西不适合投票表决,这样做会导致许多人“使用全民公决回答一些没有提出的问题。”
按照这个观点,既然不能相信人们理解法律文件的微妙问题,重要的决定只好留给专业政治人物来决定了。欧洲议会自由民住派议员安德鲁·都弗(Andrew Duff (MEP)认为征询选民意见是偏离正常工作的行为。法国和荷兰公决后,他说“这个经验提醒我们将欧盟
宪法提交给不愿配合的全民公决去碰运气是不是合适。人民不仅被看作政治上的文盲,还被描述成为容易受到蛊惑民心的政客煽动的头脑简单者。在布鲁塞尔的眼中,只要批评反对欧盟计划的人都是煽动分子。
正如欧洲议会主席巴罗佐(Jose Manuel Barroso)说,欧元怀疑论者已经越过了“民主的界限进入煽动宣传。”他说一个民粹派的趋向试图通过将复杂重要的问题简单化来破坏我们试图建立的欧洲。
在美国,这个心态一直系统地被民主党积极分子所宣扬,他们不能理解为什么许多蓝领工人投票支持共和党。按照民主党最有影响的自由派思想家乔治·拉克夫(George Lakoff)的说法,“人民并不必然按自己的最佳利益投票。”那种认为民众头脑简单或容易受骗上当的观念让一些民主党积极分子抱怨接连两次总统大选失败是因为人民太笨了。有一个自由主义者麦克尔·格鲁沃特Michael Gronewalter)说“礼貌客气和理智的谈话在有知识的人中间是有用的,但是对于公众来说并不合适。”他说 “我真的认为我们自由主义者总体上肯定更聪明,更理智,受到更好的教育,理应劝说人们接受我们公平和合理的观点。听众即使真正留心的话,也并不总是能听懂的。我怀疑问题不在演讲者而在听众。“听众”这个民众的另外一个名字,被隐含地指责没有听懂聪明的政治领袖发表的复杂观点。最近以来,报刊常常批评这群显然不可救药的无知选民没头没脑地拥抱所谓的宗教右派分子的政治观点。
在美国,左派对宗教右派日益增长的影响心存恐惧,因为他们担心很难把普通人的感情和文化生活结合起来。不过他们不是试图克服这个障碍,反而更愿意讨论那些容易受到宗教右派煽动的人的无理性。左派对宗教右派的谴责间接表达了对相当一部分选民的思想能力的批评。根据一位民主党积极分子的说法,美国公众已经成为一种“快餐式选民”,好像美国人患上了集体注意力缺乏紊乱症。在欧盟,这些桀骜不驯的公众被当作一群落后的外国恐惧症患者。在欧盟
宪法被法国和荷兰否决后,自由民主派议员安德鲁•都弗对欧盟
宪法反对者性格分析为既不民主也不自由。他对议会杂志说“这些反对者是一帮种族主义者,恐外症患者,民族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幻灭的中间左派分子,和笼统的讨厌鬼。从历史上说,政治精英对公众舆论有时候特别关心有时候非常敌视。许多对公众舆论的经典研究尤其是从自由主义视角写成的文章往往对研究的对象持非常负面的看法。自由派知识分子对人民缺乏能力做对他们有利的事的失望经常成为讨论的中心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