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承诺或达成协议阶段。这一阶段的显著特征是有一方当事人对对方要约的接受，它是司法外和解程序的终结阶段。当事人的协议如果希望具有法律约束力，还应符合一定的形式要件，这也是在承诺阶段要完成的。没有承诺阶段的司法外和解活动毫无疑问不叫成功的司法外和解，承诺作为一个必经子程序是为了实现司法外和解的最终目的。
以上四个司法外和解阶段是一个连贯的整体，第一、二、三个子程序中的活动可能存在于四个阶段的始终，但它们又都有各自的显著特征，不可相互混淆。任何一个司法外和解活动如果没有经过上述至少三个阶段（除第三个），是不能被认为具有法律效力的。这一程序不仅可以保障司法外和解的正义，而且会有助于提高其效益。从本质上讲，司法外和解与司法内和解都是当事人之间的契约，它们遵循的基本程序也应是一样的。因此，中国的司法内和解法程序制度可在
民事诉讼法中按照诉讼和解程序来规定，同时在民法典中规定司法外和解程序适用于司法外和解。
六、结语
中华民族文化博大精深，现代西方文明魅力四射。寻找两种文明的最佳契合点，自马可波罗到费正清，从洪仁轩到沈家本，一直是中外人士不懈探索追求的目标。正如美国法社会学者Vago指出：法律只处置被翻译成法律纠纷的争议，其结果针对某一具体法律纠纷而无助于改进引起这种冲突的基础。[24] 作为道德与法律相互契合的司法外和解制度并不是一个凭空设想，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它都有广阔的生长空间，因为它在一定程度上涉及到冲突的根基。中国是以和谐自然为标志的儒家中庸文化的发祥地，具有最为深厚的司法外和解传统和非正式的司法外和解制度，当前又值弘扬法治的全盛时期。在此背景下，构建一种既有道德基础又具法治特色的司法外和解法律制度，应该说是一种极为现实的选择。
【注释】 罗斯科·庞德：《作为中国法基础的比较法律与历史》，载《哈佛法律评论》第61卷（1948），转引自高道蕴、高鸿钧、贺卫方编《美国学者论中国法律传统》，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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