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施米特看来，魏玛时代的德国若要学英法，不能学它们的形式，而要学它们的实质；不能学它们的自由主义言辞，而要学它们老练的政治经验和政治智慧；不但要学它们如何承认同等地位的人之间的平等，还要学它们如何把地位不同的、异己的、杂质的东西排除在政治领域之外时的决心和手腕。因为只有在一个现实存在的社会基础和政治基础上，议会民主制才能成功地驾驭国家权力。从民主和权力的辩证法看，民主制度和非民主制度的区别就被弱化了——它们的问题都是如何形成和造就政治领导，确立国家权力。另一方面，他提醒我们，现代民主制度同古代民主制度的区别不在于技术和程序上的发展，而是现代自由主义世界观和现代国家形式的特殊结合方式——在施米特看来，这种在有些地方（比如英法和美国）是成功的，但在其他地方却会模糊现代民主制度最本质的两样东西：一是其社会基础，即统治阶级内部的“同质性”；二是它的终极目标，即国家权力。
施米特从他对魏玛
宪法内在的不一致性的思考中，看出了自由主义和民主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他说那种人人平等的观念不是民主的观念，而是一种特定的自由主义观念；它不能产生任何国家形式，而只能代表一种“个人主义—人道主义的伦理和世界观”。施米特随即攻击各种形式的“大众民主”，指出它们都是把上述两种东西混淆起来的结果。（13）施米特的认同、同质性、实质性、政治意志等概念都带有双重的功能：一方面揭示自由主义世界观和民主的国家形式间的结合是如何虚假，一方面为现代民主提供真正的政治理论和国家权力基础。沿着这个思路上溯，施米特找到了卢梭的“社会契约”和“公意”概念。他观察到，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主张国家的合法性来自自由契约，所以“它有一个自由主义的外表”；但实际上，卢梭的“公意”（general will）概念的真正意思却是“只有在人民具有如此高度的同质性，以致于能够产生全体一致的意见的地方，真正的国家才存在”（a true state ...only exists where the people are so homogeneous that there is essentially unanimity. 13）。施米特随即问了一个刁钻的问题，然后自问自答地展开他自己的思路：
“总而言之，[在卢梭的政治理论里]，上升为同一性的同质性是完全从自身来理解自己的。可是，如果真有这样强烈的全体一致性，既然所有的愿望都是一样的，那何必还再要另外的契约呢？不但用不着订立契约，连起草契约不都是没有必要的吗？契约预设了意见的不同和对立。全体一致，就象人民公意一样，要么原来就有，要么原来就没有，它是……一种自然在场的东西。对它来说，有没有契约是毫无意义的事情。如果它压根儿不存在，那么一纸契约又于事何补。所有人彼此间都有一个自由契约这个观念来自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来自这个世界里人所共知的彼此对立的利益、意见的不同和自我中心。这个观念来源于自由主义。而卢梭讲的人民公意，实际上就是同质性。……根据他的《社会契约论》，国家的基础不是契约，而是同质性。……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同一性，正是从这里产生出来的。”（14）
施米特这些观察虽然不乏对现实政治和法律的针对性和指导意义，但最重要的还是它们在理论上阐发了“认同”、“同质性”、“政治意志”、“公意”（general will）和“主权”等概念在现代国家形式中的重要意义及核心地位。这种理论工作的当代意义至少有以下三点：
第一，通过对民主政体的重新定义，施米特以政治哲学的严格性，把西方市民阶级的统治方式及其合法性确立在由享有“实质性平等”的人构成的“同质性”的政治意志上，从而在自由主义的形式主义和实证主义限制之外，为市民阶级的法权提供了 “价值”和“实质”辩护。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第二，通过一种严格的政治概念，他指出现代（资产阶级）民主的本质，不在于提供普遍的平等的权利，而在于把那种享有实质性平等的人所构成的同质的权力内核确立为“人民意志”。于是，从“同质性”到“普遍性”、从那个内核特殊的政治意志到“公意”的结构转化和话语转化，就变成了现代民主制度的政治含义。
第三，理解了前面两点，就不难看出，现代民主制对自身内在的同质性权力核心的需要同市民阶级法权国家向外扩张的帝国主义或帝国化性倾向并不矛盾，因为不断更新的资产阶级统治方式有能力维持一种“内与外”的辩证法，有能力一方面以民主的普遍自由平等的口号进行全球扩张，把整个世界的人口都置于它的统治之下，另一方面却在政治理论上解决了“没有平等的民主”的矛盾，从而继续以普遍平等、自由和民主的名义，在现实中坚持和扩大自己特殊的、排他性的法权空间。
正如施米特所说，殖民地是“国内法意义上的国外，国际法意义上的国内”。殖民地人民所享受的充其量只是一种有限的“普遍权利”。但它只是西方市民阶级政治的弹性、模糊性和世界性权力意志的一种最早的、最暴力的表现。在今天，殖民主义已经过时了（对中国来说，殖民主义直到最近才寿终正寝），但这种弹性政治，这种西方价值观和政治形式的全球性的“内与外”的辩证法却在不断完善，不断发展出新的统治形式。香港居民的文化认同没有问题，但他们的价值认同和政治认同，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会是一个棘手的问题。这不能仅仅看作是英国这个最早的民主帝国主义离开香港时埋下的政治伏笔，而必须理解为近代西方世界性扩张突入非西方世界根本的政治认同所造成的震荡后遗症，它也是当代西方价值体系和政治形式对非西方世界仍保持着巨大压力的一个实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