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施米特事实上比自由主义者更深刻地把握了民主体制的实质，因为他并不把民主制看作是普选权、秘密投票箱，代议制议会辩论等等一揽子形式和程序；而是要为现代市民国家找到一种坚实的理论基础。他在法理学领域毕生反对的就是“法律实证主义”——即只谈程序公正、不谈实质公正；只谈规范，不谈“信念”；只谈国家形式，不谈其正当性来源；只谈法律的“事实上所有物”(actual possession)，不谈其历史、价值和政治上的“正当的继承性”（rightful inheritance）。在施米特看来，法律实证主义的核心在于“政治上的中立性”。施米特对这种法律实证主义政治中立性在英法美国等成熟资产阶级社会的运用并无异议，但这只是因为在那些具体的历史条件和政治现实中，法律的“中立化”和“非政治化”本身反映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在那些国家里，市民阶级的政治意志已经成功地体现为国家权力，并在整个社会领域取得了不容挑战的合法性。在政治上大体“同质的”的市民阶级社会空间里，在法律的日常性运作中，“中立”可以比“政治化”更好地服务于协调、整合、平衡市民阶级的利益——它归根结底是在确认这样一种政治霸权的自然状态和日常性。但在一次大战后的德国，当阶级斗争仍然十分激烈，“人民”中各种利益和力量仍然威胁甚至根本不承认市民阶级统治的合法性的时候，法律实证主义——法理学领域里的自由主义——就不但是错误的，而且是危险的。因为它在实证的层面上认可市民阶级的法权国家，也可以以同样的方式认可无产阶级专政或保守派革命的权威政府，只要新政权证明自己统治下的人民承认它颁布的法律条文就行。后来的历史证明，这种法律实证主义和自由主义也不能够保护魏玛共和国宪法不被内部的反对者颠覆。
施米特反对法律实证主义的另一个方面，表现在他也不同意韦伯对现代社会组织的社会学分析，不同意韦伯在“理性化”、“计算”和“官僚管理”等概念的基础上把现代国家看成是类似于大公司、大企业的经济—管理机器。施米特对韦伯的批评，仍然是围绕“政治”这个核心概念展开的。施米特并没有在现象或规范的意义上挑战韦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管理方式的社会学分析，但强调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之间的实质性区分和概念差别的严格性，尤其反对自由主义法理学家凯尔森（Hans Kelsen）从韦伯社会学著作中引申出来的“民主不仅是国家的问题，也是工商企业的问题，它们在基本组织上是相同的”这样的结论。他写道：
“如果一种政治形式像现代经济那样也以私人领域的法作为基础，它就不再成其为政治形式了。一个君主是一个国家的绝对主人，一个资本家（当然在一个完全不同的意义上）是他的企业和生意绝对主人，两者之间固然有一种类比性。在这两种情况下，臣属于他们的人都有参与决定的可能，但它们在权威性、公共性和代议性方面，无论就形式来说还是就内容来说，都有根本的不同。……在各种政治形式的创立背后，都有种种观念的预设，这些预设和经济活动中的预设是非常不同的；把政治形式和现代化经济状况作类比，就会同经济思想的所有规则发生矛盾，套用一个众所周知的经济学说法，这等于把一种上层建筑构筑在一个完全不同的“基础”上面。”（《议会民主制的危机》[The Crisis of Parliamentary Democracy, Cambridge, MA,2001]，24-25）
在这里，施米特虽然批评韦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规范性研究混淆了经济组织和政治组织的根本差别，但却证明自己其实深得韦伯的真传，因为现代性的危机，在韦伯看来正是现代人的文化危机，这种危机不是作为现代性的“对立面”而存在，而在根本上就是由现代性产生出来的，是现代生活的内在分裂的表现。这就是说，现代社会越是理性化，越是消除掉了传统社会的种种神秘的“魔力”，它就越是暴露出生活世界中难以消除的价值冲突和文化斗争。施米特把韦伯的这一观点坚持到底，并沿着政治概念的内在逻辑，一步步推到了韦伯自由主义政治立场的反面。施米特反对韦伯把经济、技术、工具理性和官僚管理组织“普遍化”，从而将它们“非政治化”或同现代政治等同起来的做法，指出这种理性的、客观的立场貌似中立，其实却有它特定的价值取向，这就是以技术主义和实证主义面目出现的价值虚无主义。在施米特眼里，这是自由主义的症结。施米特识破了韦伯在“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问题上的摇摆，看出韦伯一会儿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毁灭了传统生活世界而悲痛，一会儿又精神抖擞地为“现代理性”鸣锣开道，为德国政治的“西欧化”不懈地奔走。施米特进一步把对技术实证主义的批判同韦伯的新教意识形态联系起来，为天主教辩护。施米特指出，虽然近代历史上“任何反对启蒙运动和理性主义的形式都给罗马天主教增加了活力，”但一切试图把天主教重新确立在“科学”和“理性”基础上的辩护都“不得要领”，因为罗马天主教和新教的区别不是“非理性”和“理性”之间的区别，而是两种不同的理性态度之间的区别。施米特接下去写道： “But all this misses the essential point, because it identifies rationalism with the thinking of the natural sciences and overlooks the fact that Catholic argument is based on a particular mode of thinking whose method of proof is a specific juridical logic and whose focus of interest is the normative guidance of human social life ”(12)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