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米特的挑战——读《议会民主制的危机》
卡尔·施米特/张旭东译
【全文】
“议会民主”是现代西方政治体制的基本形式，所以当今很多人不假思索地认为它是天经地义、不容置疑的真理，谁批评和反对它，谁就是反民主，就是自由的敌人，就是法西斯或共产党。这种人忘记了，议会民主制度本身是一个历史的产物，它从特定的经济社会政治条件下产生，它的有效性、合法性和真理性也只能在它特定的经济社会政治条件下才能维持。换句话说，议会民主和其他国家形式一样，有它特定的现实土壤和历史限制，同所有其他制度和理论一样，必须经得起现实和逻辑的检验。施米特对议会民主制的批评，与其说是针对这种政体和理论体系本身的价值蕴含和文化蕴含，不如说是针对它们的基本的理论前提和社会基础。无论施米特个人对自由主义价值体系的好恶如何，他对作为制度安排和政治理论的自由主义的研究和分析，仍然是在“理性”、“客观性”等“价值中立”的科学方法的层面上展开的，这是韦伯之后的德国学者共同遵守的原则，施米特也不例外。施米特的分析虽然以一种严格的“就事论事”的方式进行，但却反对形式主义，强调任何政治体制的实质性，强调实质与形式之间的矛盾，强调实质的第一性。在他考察议会民主制的时候，他把这种实质界定为德国社会经济的现实和议会民主在德国现实中的实际作用。而当他思考什么是“政治”这个基本问题时，他实际上正是把“政治”看作是现代社会生活各领域——经济、宗教、文化、阶级、审美等等——的真正实质和它们内在强度的最高点。
大家知道，1918至1919年间的德国形势是，在一次大战中最终战败，皇帝退位、德国第二帝国解体，在一片混乱中成立了社会民主党主导的临时政府。在这个阶段，德国国家权力和合法性都处在一种真空状态。临时政府内政部国务秘书普罗伊斯（Hugo Preuss）受艾伯特（后来魏玛共和国第一任总统）委托，在1918年年底开始组织起草“魏玛
宪法”，并于1919年年初交出了初稿。施米特对议会民主制的分析和批判，就是围绕构思和制定德国宪法、组织战后德国国家这一系列具体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展开的。
战后德国新国家的组建，始终是在激烈的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的漩涡中进行的。战后德国国家形式的基本选择的选择面并不宽。帝制不能要了，剩下的无非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要么走资产阶级议会民主的道路；要么象俄国人那样，走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当时德国共产党的力量很强大，对韦伯、普罗伊斯等人所代表的资产阶级自由派形成了强大的压力。普罗伊斯在就任内政部国务秘书当天，就在《柏林日报》上发表了著名的《民族国家还是错误的权威国家》（Volkstaat oder verkehrter Obrigkeitstaat）一文，指出德国必须在“市民阶级法权国家”（burgerliche Rechtsstaat，这是普罗伊斯“民族国家”的特定含义）和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国家形式（即那个“错误的权威国家”）之间做出历史性的选择。普罗伊斯等人当然毫不犹豫地选择“市民阶级法权国家”（这个名词也可以译为“资产阶级权利国家”，不过在中文里面的味道就很不一样了），因为在他们坚信，一旦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建立起来，德国社会生活就会彻底改观，市民阶级就永远无法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这里隐含的意思是，市民阶级法权国家的议会民主制度却并不会把无产阶级或任何其他阶级排除在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之外。另外，还要看到，这里其实还有一个关键的外部因素，即德国国民整体承担着战败和凡尔赛和约种种极为苛刻的条款的压迫，国家权力事实上已经被肢解，在国体选择和
宪法问题等问题上，德国国内的讨论不得不受到外部环境的限制，弄不好会导致外国的军事干涉和长期占领。
当时德国政治形势的确十分险恶。在内忧外患中，德国市民阶级政治家和国务活动家们能祭出的唯一法宝，就是民主，只有通过民主，才能对内和对外建立起德国国家的合法性基础和权力基础。所以普罗伊斯和韦伯都坚决主张让民主选举产生的国民议会（National Assembly）来决定德国的未来。他们都相信，只有给全体德国人政治上的平等和民主，只有议会民主的自由、理性的辩论和协商的方式，才能最终使德国走出政治混乱和法律真空，才能避免经济和社会的毁灭。这个看法听上去颇有道理，但在施米特眼里，却是一堆自相矛盾、异想天开、自欺欺人的空话，它不但没有能解决新的德国国家权力运作和政治统治方面一系列具体的、技术上的问题，而且简直就在结构上和观念形态上为魏玛共和国埋下了祸根。基于对魏玛共和国民主制度的分析，施米特全面思考了自由主义的理论局限，成为整个二十世纪最重要、最精彩的自由主义批评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