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欧盟虽然在总体经济实力上已与美国旗鼓相当，但军事力量却远远落后，因而无法与美国全面抗衡。欧盟认为，美国的霸权必须受到制约，因为多极化比霸权秩序和无政府状态更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由于军事上的“硬权力”（hard power）严重不足，欧盟在对外关系中十分重视使用经济和外交等“软权力”（soft power）来促进多极化，欧盟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标则是确保欧洲内部及其周边地区的稳定14。但事实证明，欧盟的“软权力”并不能有效制约美国的霸权15；相反，欧盟在解决欧洲自身安全问题时却依然离不开美国在军事上的支持16。正因为如此，大西洋主义在冷战后的欧洲仍然有着很大的市场，不但新加入欧盟的前苏联卫星国（如波兰、捷克）更为信赖美国的安全承诺，甚至德国对发展欧洲共同防务都态度迟疑17，美国因而得以从容地对欧洲进行分化和控制18。与此同时，欧盟与美国毕竟是拥有广泛共同利益的战略伙伴，对“美利坚治下的和平”究竟是“搭便车”还是“制衡”在欧盟的战略视野中并非泾渭分明，在此情况下，推动欧洲外交和防务政策的统一必然困难重重19。更重要的是，欧盟如果为发展独立防务而大规模增加军备，无论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均难以行得通20。这就决定了在未来相当时期内，欧盟的共同外交和防务政策将更多地表现为一种理论假设，而不具有现实可行性。尽管共同外交和防务政策并不是引发欧盟
宪法危机的直接原因，但欧盟在这一问题上的踯躅不前，不但使人们对欧洲的未来更加感到迷惘，从而不利于对欧洲一体化新的“共同信念”的形成，而且也将进一步削弱欧盟的凝聚力，间接地对欧洲经济政治一体化产生消极影响。
欧盟
宪法危机充分暴露出欧洲一体化的发展对冷战后国际背景变化的极大的不适应，欧洲的政治精英们没有认识到为一体化重建合法性，以构建新的价值信念基础的重要性，因而在引导欧洲一体化发展时缺乏远见卓识。正如现实已经证明了的，没有坚实民众基础的一体化就没有真正的前进动力，但赢得民众的支持将是个曲折的过程。面对经济全球化的巨大挑战，只有进行有效的改革才能使一体化获得生机，为此，政治精英和民众都必须有为改革做出牺牲的精神，否则一体化没有成功的希望。惟有如此，一体化的某种逆转才不是历史的倒退，而是为其复兴所进行的必要的调整。事实上，欧洲一体化发展到今天，已经使发生逆转的成本大大提高。因此，欧盟
宪法危机恰恰使欧盟处在了历史转折的关头，无论从历史还是国际政治的现实来看，欧盟的前途均在于欧洲的统一和强大，欧洲一体化如何发展至关重要，如果不能成功实现自我调整，欧洲没有前途，而摧毁了欧盟后的欧洲也同样没有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