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结束和苏联解体使欧洲一体化的背景发生了重大变化，主要表现为欧洲主义意识形态的消退，经济全球化对“协调式资本主义”模式的巨大冲击，以及美国单极霸权的确立。这三方面的变化对欧洲经济政治一体化产生了复杂的影响。
　　首先，冷战结束和苏联解体极大地改变了欧洲和世界的政治地图，欧洲主义意识形态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存在的理由。欧洲主义的式微使“民主赤字”的危机暴露无遗，并使欧盟各国政治精英对“共同利益”的认同大为减弱。由于合法性是任何机构制定政策的基础，在欧盟机构中，只有权力十分有限的欧洲议会是经过普选产生的，欧洲民众无法真正参与到欧盟的决策过程中，因而民众对于“精英主义”的欧洲一体化越来越失去热情，而对一体化中出现的问题异常敏感。问题的复杂性恰恰在于，随着经济一体化程度的提高，共同体经济整合的难度也在加大12，加之经济全球化的冲击，从90年代至今，多数欧盟国家经济不振，从而导致民众对一体化带来实际回报的期望不断落空。由此产生的一个直接的政治后果是，越来越多的成员国的民众通过对本国政府及其政策行使投票权，迫使政治精英在欧盟决策过程中更多地维护本国的利益。与此同时，对“共同利益”认同的下降也加剧了各国在一体化政策上的矛盾和冲突，特别是欧盟东扩后，由于“老欧洲”与“新欧洲”国家在发展水平上的重大差异，欧盟各国在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力的分配等问题上产生了严重分歧，成员国之间寻求妥协以及共同决策的成本急剧上升。因此，在缺乏足够的合法性及共同信念支撑的情况下，单纯依靠行政力量推动欧洲一体化已经难以为继。
　　其次，以世界范围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为主要内容的经济全球化给欧盟带来了巨大利益，但同时，欧盟因其较高的福利水平和稳定的就业制度，经济成本居高不下，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明显逊于美国。由于欧美之间发生的经济全球化的程度是最高的13，对于欧盟的核心国家法国和德国来说，要战胜美国全球资本主义（global capitalism）的挑战，就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吸取英美资本主义模式的长处，改革福利和就业制度，调整社会关系。由于改革触及到了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的根本，必然激起中下层民众的激烈反对，政治家们不得不小心谨慎。他们试图通过一体化地理范围的扩大（欧盟东扩）及有限的社会改革，解决经济全球化与欧洲社会民主主义之间的冲突，使欧洲的“协调式资本主义”重新焕发活力。问题是，欧洲一体化毕竟不同于全球化。全球化只是有限的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人员流动却并不自由；欧洲一体化则不同，建立共同市场的一个基本承诺就是“商品、服务、资本和人员”在区域内自由流动（简称“四大自由”），如果限制欠发达成员国人员的自由流入，必然严重损害一体化的信用和凝聚力。但是，欧盟东扩在扩大区域市场的同时，也给发达的西部国家带来了两方面的问题：其一，东部国家以低廉的劳工成本吸引了西部的大量投资，导致西部国家制造业工人纷纷失业；其二，高出生率的东部国家剩余劳动力利用“人员流动自由”，大量进入西部国家寻找就业机会，令西部国家制造业调整及产业转型的步伐放慢，因而未能有效改善本国的失业状况。这大大激化了法德等国的国内矛盾，使越来越多的民众对一体化提出强烈质疑。面对无法抵挡的经济全球化浪潮，问题再次回到了原先的起点：核心国家必须进行有效的社会经济改革，以适应全球资本主义的竞争并重振经济；否则，不仅无法消化欧洲一体化中的问题，更难以赢得本国民众对未来一体化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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