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见，制定欧盟
宪法主要是为了巩固欧洲经济政治一体化已取得的成果，并在此基础上对进一步的政治一体化做有限度的推动。在欧盟制宪过程中，成员国之间的谈判十分艰苦，尽管最终达成了协议，但在欧洲统一问题上的分歧已经到了危机爆发的临界点。至此，欧洲一体化产生了这样一个悖论：假如没有欧盟
宪法，欧洲作为一个社会体（social entity）就无法存在下去5；但是欧盟制宪引发的严重危机表明，依靠行政力量推动“欧洲共和国”的建设已成为强弩之末。问题的症结在于，欧洲一体化的背景在冷战后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全球化条件下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演变给欧洲一体化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欧洲一体化得益于二战后法德等国政治精英的远见卓识。他们认识到，欧洲国家之间经济政治关系的不稳定是导致两次世界大战的总根源。法国人让•莫奈（Jean Monnet）认为，要消除战争，建立国家间的相互尊重和信任，进而实现欧洲持久的和平、自由和繁荣，就必须“把人们联合起来，解决使他们之间产生分歧的问题，并且使他们看到共同的利益”6。为此，西欧国家之间应通过经济上的相互融合，建立共同市场，来促进“共同利益”观念（perception）的形成。这种主观构想赖以成长的客观背景是，二战后，资本主义欧洲受到两极格局的制约和非殖民化的冲击，在国际经济政治中的地位和影响急剧下降，必须通过西欧国家的政府间合作来促进经济的复兴，改进国民福利，克服潜在的冲突。
在冷战的国际背景下，西欧与美国结成了战略同盟关系，这对于保障西欧的安全至关重要。欧洲的政治精英们一方面承认冷战的国际政治现实，接受美国的军事保护和政治领导；另一方面，通过促进区域内经济的一体化，推动欧洲的统一进程，希望以此为欧洲在美苏争霸的格局中赢得独立和尊严7。因此，在大西洋主义（Atlanticism）的笼罩下，欧洲主义（Europeanism）成为了冷战时期推动欧洲经济一体化的意识形态动力8。
但是，莫奈担心，由于后人缺乏对过去战争的感同身受，一旦环境发生变化，人们的观念也会改变，一体化就可能随之终结。因此，人们的“观念”是靠不住的，必须为一体化建立规则9，通过一点一滴的制度建设，推动一体化一步步从经济向政治领域延伸。莫奈的主张对于欧洲的一体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0。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行政化的制度建设会令一体化本身产生自我推进的惯性，作为“精英主义”产物的一体化就会越发地成为精英们独享的政治专利，而与多数民众无关，这就为未来欧洲一体化政策的合法性（即“民主赤字”）埋下了危机的隐患。“民主赤字”问题在冷战的大部分时期里被欧洲主义意识形态所掩盖，但是，到了冷战的中后期，由于东西方关系的缓和以及西欧经济的滞胀，欧洲一体化开始出现了动力渐失的迹象，如20世纪70年代就被普遍认为是欧洲一体化“失去的十年”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