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修订1979年
刑法的过程中，就曾有学者强烈呼吁增设背信罪。在1997年
刑法修订前夕，也有权威学者呼吁增设背信罪。[3]主张增设背信罪的学者所持的主要理由：一是，背信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将其以犯罪论处符合犯罪的本质特征；二是，市场经济体制要求市场主体在竞争中处于平等地位，不同主体的利益都应受法律的同等保护；三是，理论界提出的建议新增设的罪名相当可观，其中许多新罪名可以被背信行为所包含；四是，事实上，我国行政
刑法中有的条款规定了特定的背信行为，由于现行立法例是不在行政
刑法中直接规定罪名与法定刑，刑法典又没有规定背信罪，致使行政
刑法的规定形同虚设。[4]（P601-604）但也有学者认为，现行
刑法不设背信罪也无可非议，并且今后也没有必要增设背信罪。这主要基于如下几方面的考虑：其一，我国刑法虽然没有设立普通背信罪，但却规定了多种特殊的背信罪，只不过没有使用“背信”的概念。其二，我国刑法规定的一些职务犯罪、业务犯罪的范围，比德日等西方国家
刑法规定得宽泛，德日等国的许多背信犯罪行为，可以被我国相关的职务犯罪、业务犯罪所包容。其三，我国现行
刑法规定的犯罪，可以包容德日等国刑法规定的普通背信罪的绝大部分行为，只有极少部分行为不能包容。其四，如果增设普通背信罪，正如主张增设的论者所言，挪用公款罪、挪用特定款物罪等特殊的背信犯罪，也就没有必要作为独立的犯罪规定在
刑法中。但从各国刑事立法的发展趋势和立法的科学性而言，立法固然并非是越细越好，而适当细密则是必要的。其五，如果增设普通背信罪，还会面临难以与侵占等罪相区别的难题。[5]（P609-911）我国立法官员认为，要不要规定违背信用罪可以研究，你可以针对经济生活当中经常出现的，完全是背信的一些行为，又造成实际损害的，规定一些相应的犯罪。但是在现在的情况下，不能轻易的搞一个口袋罪。因为经济活动很复杂，发展变化也很快，这样搞一个口袋罪很有可能把需要民事法律调整的行为，用
刑法去调整了。例如有的人主张只要欠债不还，就规定一个罪。实际上，那就很危险了。[6]（P130-1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