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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Ｍ·韦伯：《经济与社会》（英文），加利福尼亚大学１９６８年版，第６５６页。
正如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所说的，"法治……优于一人之治。遵循这种法治的主张，这里还须辩明，即便有时国政仍须依仗某些人的智虑，这总得限制这些人只能在法律上运用其智虑，让这种高级权力成为法律监护官的权力。"参见《西方法律思想史资料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第５３页。
如东汉郅郓为友报仇后自投监狱，而法官却劝其离开监狱，否则法官要自杀（《后汉书·郅郓传》）。东汉一位叫桥玄的法官为袒护为父报仇的被告，以违法手段处死依法审判的法官（《后汉书·桥玄传》）。法官的判断逻辑是，为道义而杀人者不应当受到法律追究，因此法官宁可纵囚、违法或者丢官。
如果我们分析古代法官的来源、成分，这一点是容易理解的。古代立法者大多是法家或受法家学派影响较深，而法官大多是熟读儒家经典而再经考试取得法官官职的儒家弟子，因而判案中也带有鲜明的儒家色彩。
〔美〕James E.Bond著，郭国汀译：《审判的艺术》，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第１２-１５页。
〔日〕石川英昭：《中国法文化的特质与儒学的影响》，载《儒学与法律文化》，复旦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第２０１页。
中国古代法中虽然也大有程序存在，但是，程序并不是出于保障法律适用的正当考虑。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设计用来确保可预见性和一致性的程序的稳定性，不过是其他更实际考虑的一个附带后果而已"。同上书，第２５２页。
〔德〕韦伯：《经济与社会》（英文），加利福尼亚大学１９６８年版，第８０页。
〔美〕昂格尔：《现代社会中的法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第１８１页。与昂格尔一样，其他一些学者在近几年都提出这个问题。据笔者理解，美国学者诺内特、塞尔兹尼克关于法的三种类型（压制型、自治型和回应型）的理论中所谓"法律发展的动力加大了目的在法律推理中的权威"与"从关注形式公正向关心程序公正或实质公正转变"是指称同一种现象。参见《转变中的法律与社会》，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第８７页。
〔美〕高道蕴：《中国早期的法治思想》，载《美国学者论中国法律传统》，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第２４７、２１６-２１７、２１７、２２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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