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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历史上主张过"依法治国"的朝代并不都是实行法治的。所以我们不能仅仅以是否确定"依法治国"的方略来认定某朝代是否实行法治。何况许多"依法治国"的提法还不是当时的政治事实，而只是当时的文人、学者对政治所发表的议论而已。
"人治"实际上可以被等同于"礼治"、"德治"使用，因为它们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德治、礼治只不过是人治的美称罢了。
罗尔斯在《正义论》中谈到："一个法律的不正义也不是不服从它的充足理由。当社会基本结构由现状判断是相当正义时，只要不正义的法律不超出某种界限，我们就要承认它们具有约束性。"参见《正义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第３４０页。
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话来讲，就是"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１９６５年版，第１６７－１６８页。
富勒认为，法律的一般性是法律区别于更直接和更狭隘的规则和命令的核心。参见Ｌ·富勒：《法律的道德性》（英文），１９６４年版，第４６-４８页。
富勒认为："这种一致性可能受到来自下列各种方式的损害和妨害：错误解释，法律不可理解，失察于必要的对法律制度整体性的维持，受贿，偏见，愚蠢自负，以及追逐个人的权力。"见同上书，第８１页。
孙笑侠：《论新一代行政法治》，《外国法译评》１９９６年第２期。
见《法学研究》１９９６年第３期，第３７页。
这是现代社会赋予"法治"的新的内涵。如果从近代"法治"来看，它只具有第一层次和第二层次的含义。
严存生：《要确立正确的"法治"观念》，《法律科学》１９９６年第３期。
孙笑侠：《中国法治的现实目标选择》，《法律科学》１９９６年第３期。
即富勒所称之"一般性"。参见张文显：《当代西方法哲学》，吉林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９３-９４页。
〔美〕昂格尔：《现代社会中的法律》，吴玉章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第１８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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