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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公共池塘类物品的问题是，如果缺乏约束，其消费能力超过供给能力，就会导致资源枯竭。那么如何增加约束呢？有人提出，用利维坦那样的国家，也就是说用增加国家控制和行政配置的方法，来约束公共池塘类物品的消费。当然，这种方法的问题在于国家可能缺乏能力，而且行政配置往往导致资源配置不合理，或者根据寻租能力来配置，而不是根据其产出价值来配置。还有人提出，用明确产权的方法，也就是私有化的方法，来改善使用此类物品的激励。很多草场资源和林业资源，都被私人化。很多水资源也运用产权制度来进行管理。美国政治学家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则提出，自主治理，也可以成功地解决公共池塘类物品的问题。她通过大量的案例研究，总结了公共事物治理之成功之道，以及失败的教训。[8]
六、为公立学
所有分析和评论都与特定的政策问题相关，在分析过程中都与这些分析框架有关，至少与其中的部分分析框架有关。所有评论既是学术层面上的看法，但与严格的学术理论探讨有一定的区别，因为本书并不注重学术理论文献的综述，也不关心这些分析的具体的学术意义以及学术争论的背景，而只着眼于凸现分析框架，表达思想，分析问题，尤其是分析特定的实际公共问题，并给出解决问题的可行的政策建议，或者进一步探讨的方向，是典型的政策分析。
应该说，这些政策分析，都不是为私立学，也就是说没有什么具体的服务对象，没有具体的客户，不为任何人的具体利益服务，所分析的人物都当作“公众”人物来处理，即其有公众的效应；所分析的事件和问题，都当作公共事件和公共问题来处理。也就是说没有非常针对性的具体目的，不是简单地为该问题中的具体的当事人提供对策，而是着眼于公共利益，尤其是着眼于如何在短期里针对性地解决具体公共问题，在长期里为解决公共问题提供更好的制度基础，对相关当事人的基本状况、面临的制度约束、集体行动状态下的可能选择和行动及其效应进行多方面、多层次的分析。其宗旨是“坐而论道，为公立学”，而不是“为私立学”。所以本书的标题是“坐而论道，为公立学：制度分析与公共政策”。
【注释】 经济自由有利于经济发展，这方面的文献汗牛充栋，亚当·斯密、米尔顿·弗里德曼和哈耶克，是从后果角度论证经济自由的著名学者。最新、最具有政策意义的文献是弗雷泽研究所和卡图研究所等50多个思想库联合出版的《经济自由报告》，该报告自2001年开始每年一个报告，到2005年，已经有了5个报告。有兴趣者可以参览http://www.cato.org/pubs/efw。
参见Erik Gartzke: “Economic Freedom and Peace”, in James Gwarthney, Robert Lawson & Erik Gartzke: Economic Freedom of the World: 2005 Annual Report, Fraser Institute, 2005. Pp.29-44.
如张永和先生在80年代末的时候在朋友家中讨论迁徙权问题时，他的朋友就神色很严峻地说：“这问题很敏感，不便谈。”10多年后的2001年，他的专著《权利的由来：人类迁徙自由的研究报告》就在中国检察出版社正式出版了。参见张永和：《权利的由来：人类迁徙自由的研究报告》，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1年，第100－101页。
有更多的知识就有更多的自由，有更多的能力就有更多的自由，就是操作意义上的自由。如阿马蒂亚·森认为，饥饿，营养不良，缺乏保健，缺乏基本的教育，没有就业机会，缺乏经济和社会安全，这都让人处于缺乏能力的状态，要让人自由，就要让人拥有能力，也就是帮助人摆脱饥饿，摆脱营养不良，提供基本的保健和教育，提供基本的经济和社会安全。参见Amartya Sen: Development as Freedom,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Inc., 1999.
参见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Friedrich A. Hayek: 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 England: Routledge & Kegan Paul Ltd, 1960.
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第12－13页。
参见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经济学与知识”、“知识在社会中的运用”，《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第52－85，116－136页。
] 参见Elinor Ostrom: Governing the Commons: 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for Collective Ac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2005年9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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