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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逻辑关系错误，当某种危害社会的犯罪控制不住的时候，解禁不能解决问题，反而有可能造成失控。实行毒品“合法化”后的西班牙，三年内毒品消费增加150％，就是一个例证。贝克尔教授曾经撰文，用美国当初禁酒政策的变化作模拟，认为禁毒可以沿用解除禁酒令的模式，让毒品的使用合法化，再通过课税和重罚双管齐下的办法，将吸毒控制在可以接受的范围。美国历史上“禁酒令”的开禁不具有可比性，不仅危害性不可同日而语，而且对两者的依赖性和控制力也大相径庭。我国吸食毒品的大多数为青少年，对于这部分抵抗能力本身就弱的群体，合法化的吸毒将成为一个罪恶之源。
再次是形势判断错误，认为“合法化”措施能够最大程度地减少因为筹集毒资带来的犯罪，这是一种天真的想法。非法毒品交易固然可以引起很多暴力犯罪，合法地吸毒之后难道就没有犯罪吗？很多犯罪其实是在吸食毒品后产生精神幻觉的情况下发生的。主张毒品合法化的人认为，毒品合法化可以人为地降低毒品价格，减轻吸毒者的财务压力，减少他们为了筹集毒资而产生犯意。但是，在毒品价格降低并且获得渠道便捷之后，购买和使用毒品的数量可能性会大幅度提高，从而带来更多的社会问题。
最后是所处立场错误，提倡毒品“合法化”违背了人类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念和伦理道德，也破坏了人们以血的教训换来的对禁毒的共识。饮酒可以作为一种礼仪和文化而在很多国家存在，从来没有听说过吸毒作为待客之道，因为它的灾难性后果已经被整个人类列为禁区。如果仅仅站在狭隘的自由主义立场，就看不到使用毒品（即使是有控制地吸食），给家庭、他人以及社会带来的巨大伤害。一旦政府主动给毒品上瘾分子提供毒品，非但治疗的努力前功尽弃，而且把吸毒者往悬崖上更推进了一步。
其它国家的毒品“合法化”主张和实践，是有着当时特殊的文化和社会背景的，而且从目前的试验来看，没有一个国家可以说是成功的。我国又未尝不是有前车之鉴？1859年晚清政府为缓解财政压力，实行鸦片的贸易合法化，结果是“赔了夫人又折兵”；1930年军阀为筹集军饷，强迫种植鸦片，当时全国6％的耕地种植鸦片，结果搞得民不聊生，“东亚病夫”也由此出名。现在我国也有学者主张搞“试点”，毒品“合法化”要“摸着石头过河”，请问谁敢尝试？谁来负责？“合法化”能抑制黑市交易吗？“合法化”能减少并控制吸毒吗？如果上瘾者都可以在政府指定的地点免费获得毒品，现在的一百万登记在册的吸毒人员，或许马上会变成美国的千万大军。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不要过高估计了社会控制能力。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国情，盲目照搬国外的所谓“经验”，不但不会开出什么“济世良药”，反而有可能是“病急乱投医”，害莫大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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