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义灭亲”与法律思维
吴丹红
【关键词】法律思维
【全文】
写博士论文的时候，有意无意地收集了很多“大义灭亲”的案例，觉得有点意思，就归了一下类。这些案例代表了两种基本模式。第一个模式是，自己的亲属犯了法，主人公“大义灭亲”，检举揭发犯罪嫌疑人或者指证犯罪事实，后来受到了表彰。亲属不主动作证的，侦查机关还会反复做工作，苦口婆心，“晓之以理”，最后亲属积极配合，皆大欢喜。媒体也跟着歌颂，说这是申明大义。第二个模式是儿子不争气，老子恨铁不成钢，越来越寒心，终于被儿子激怒了，于是把儿子“喀嚓”了。媒体通常都要作一番同情的表示，然后谆谆告诫：法律是无情的，“大义灭亲”是法盲。显然，在媒体看来，这两种“大义灭亲”是不同的，前者代表了“普通民众法律意识的提高”，后者则代表了一种非理性的暴力，是一种“原始正义”。然而，心中疑虑并未能解开。
“大义灭亲”这个成语出自春秋战国时代。《左传·隐公四年》：“大义灭亲，其是之谓乎。”说的就是卫国大夫石碏为国为民，不徇私情，杀死自己儿子的故事。这个故事千百年来成为美谈，意在鼓励人们为了大我舍弃小我。这种“大义灭亲”是得到当时统治阶级肯定的。所以《金史》记载赵无事“带酒乱言”，本该处死，但因为其父赵千“捕之而告官府”，所以得以免死，赵千“大义灭亲”的行为还受到世宗特别赞许。但是，这种“大义灭亲”的前提是被“灭”的是祸国殃民之人（石碏的儿子弑君，赵千的儿子乱言），严重损害了统治者的利益，因此，为君王者当然要鼓励这种行为。而对于其他的大义灭亲行为，如果无损于其根本利益，则大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儒家思想是反对“大义灭亲”的，特别是对于亲属之间互证犯罪的制度很反感，有识之士就不断上谏要求亲不为证。所以，自春秋以降，“子为父隐，父为子隐”的法律就绵延不绝，从秦汉到元明清，“亲亲相隐”原则被历代所遵循，并不断扩大范围。亲属有罪相隐成为理所当然的事情，如果告发亲属有罪，或者法官命令亲属作证，可能还得追究告发者或者法官的责任。为了维持“和谐社会”，历代朝廷都只是把那些谋反、谋大逆、谋叛等重罪规定不许容隐，其他的则并不强迫互证其罪，这样基本上能能维护家庭伦理道德，又有利于维护家庭稳定和社会秩序。
无独有偶，在古罗马和古希腊，我们也发现了这种亲属相容隐的规则。柏拉图曾经告诉我们，古希腊宗教和伦理反对告发父亲，“为子者讼父杀人是慢神的事”。古罗马法也规定，亲属之间不得相互告发（尊卑亲属相互告发丧失继承权），对未经事先特许而控告父亲或保护人的人，任何人均可对其提起刑事公诉；不得令亲属之间相互作证，家长或父亲有权不向受害人提交犯法的子女。 这种传统后来成为法律的一个基本原则。对于历史上曾经存在的强令亲人间作证的法律制度，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充满激情地质问：“妻子怎能告发她的丈夫呢？儿子怎能告发他的父亲呢？为了要对一种罪恶的行为进行报复，法律竟规定出一种更为罪恶的法律……为了保存风纪，反而破坏人性，而人性正是风纪的泉源。”为了维护社会关系中的人性基础，追求发现真实的法律作出了巨大的让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