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尽管法律与法制有着道德所不可替代的功能和价值，但它毕竟有着许多自身不能克服的局限性。比如，法不是调整社会关系唯一手段：“徒法有足以自行”[5] 等，所以，江总书记说：“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建没，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6] 这表明：共产党人在信仰法律的同时，并不一味迷信法律，这反映出了我党成熟的法律信仰，也透视出了我党法律文化观的合理性与科学性。
　　相反的，假如共产党人迷信法律万能，那么，这种迷信法律的所谓“法律信仰”最终会导致“法律虚无”，显然是十分危险的。因为执政党迷信法律会导致人民群众对法律迷失方向，不知所措，甚至厌倦了法律。这种法律文化的结构是残缺不全的，历史也告诉我们，“凡是只用德治或只用法治的王朝，都会走向衰亡。战国时期的鲁国和齐国单纯用‘德治’，很快被吞并；秦国‘专任刑罚’，则二世而亡。” [7]
　（二）“德治”透视出共产党人信赖道德但又不依赖道德的法律文化观。
　　中国共产党把“以德治国 ”确立为治理国家又一项基本方略，这反映了我党对道德的信赖。道德信赖来源于道德价值。道德价值的存在为“德治”的提出提供了理论根据，同时，也正是由于道德价值魅力使 “德治”具有非常深远的现实意义：它有利于全社会正确估量道德的社会作用，进一步增强全党全国重视道德建设自觉意识；有利于在新形势下调整社会关系特别是调整社会的利益关系；有利于加强正确的“三观”教育和塑造，改善党风和社会风气，清除腐败现象。我党“德治”方略及时出台“承启了现代文明与传统文明融合，密切了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的结合，催化了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聚合，加固了道德制约与权力制衡的契合。” [8]
　　然而，道德不是目的，它仅仅是达到目的的手段。“以德治国”的基本含义就是把道德作为治国的一种方略，使人们的行为与社会关生活费的运转模式建立在道德理论基础之上，所以，它强调“自律”。另一方面，道行本身也受其调整范围及约束力大小的制约而有着天然的缺陷。由此决定了它不能被过分依赖。共产党人正是看到了道德的这一局限才将其“德治”表述为“以德治国”而非“依德治国”。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信赖道德但不依赖道德。从法律文化的角度讲，这种对待“德治”的成熟态度可以透视出共产党人的理性法律文化观。
　　这种理性法律文化观可以简要总结为：信仰法律但又不迷信法律，因为共产党人不拒绝道德；信赖道德但又不依赖道德，因为共产党人不排斥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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