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例如根据同样案件应同样处理的形式正义原则，法官就应了解其他法官在类似案件中如何判决，为此，他们应相互协商并发表判决记录；在一定情况下应援引前例；如果法律中有不同规定，法官必须防止它们相互冲突，或者是找出解决冲突的一般原则，或者是限制每条规定可适用的范围；如果没有可适用的法律，也可以由法官来填补法律中的空隙。
以上所说的这些智力手段是法律逻辑而不是形式逻辑。如果问题关系到法律的内容而非形式推理，形式逻辑就无能为力；形式逻辑也不能帮助消除法律中的矛盾和填补法律中的空隙。“法律逻辑并不是象我们通常所设想的，将形式逻辑应用于法律。我们所指的法律逻辑是指供法学家，特别是供法官完成其任务之用的一些工具，方法论工具或智力手段。”[[xi]]
这种作为法律逻辑的智力手段，包括类推推理、法律理由的辩论等。这也就是说，法官必须在某种价值判断的指引下来实现自己的任务；这种价值判断的准则就是“合理的”、“可接受的”、“社会上有效的”等等原则。由此可见，佩雷尔曼所说的法律逻辑或非形式逻辑的智力手段，实质上就是指他的新修辞学。
为了说明这种法律逻辑对法官的重要意义，他举了以下一个例证。一个公园入门处贴了“禁止车辆进入园内”的一项规定。假定守门的是一个法官。他让一个带着一辆手推童车的人进入园内。他的理由是“手推童车不是车辆”。他又让带了一辆电动车的儿童进入园内。理由是：“车辆是指汽车或摩托车，即发出噪声、污染空气之类的东西。”在这里，他对“车辆”这个词作了解释。接着，由于公园内有人心脏病发作，他又让一辆救护车驶入园内。他的理由是：“这是非人力所及范围以外的情况。”在这里可以看出，这个法官已超出解释“车辆”一词的范围，也就是说，他不能以法律条文字面意义来判决，而必须考虑法律到底要保护什么价值？这种价值与其他价值又有什么冲突？哪一冲突更为重要？等等。因而法官并不是一个计算机，他必须面对价值判断问题，他的作用不是简单地服从先前已作出的决定，而是必须进行判断，即作出决定，而且这种决定又必须是有法律理由的。
佩雷尔曼又指出，由于运用这种法律逻辑的智力手段，法官就为法律带来了正义、衡平、社会效果等价值。当然，这些价值并不是法官主观武断地决定的，法官受到他的“听众”——即社会——认为是“合理的”、“可接受的”这种信念的强烈影响。法官应说明法律，但应在符合社会感受的方式下来说明。“这是因为法官的作用在于建立法律和平，而这种和平只能在当事人、公众以及他的上司相信他已公平地审判时才能实现。”[[xii]]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