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治平：如果出现一个案子，大家都喊应该死，司法机关就据此判了死刑，那还要司法机关干什么呢？每个案件都有很具体的情况，有专门的训练才能准确理解法律。公众大多道听途说，或者看了新闻报道，也没有职责的要求，所以有的人发表意见可以很轻率，可以很激愤。另外，谁来收集这个民意？多少人赞同就算是民意？根本就没有标准。
　　新京报：但司法也不能完全背离民意。
　　陈兴良：我们现在面临双重的困境，一个是司法改革的目标是实现司法的职业化，同时，司法机关如何更大程度地吸纳民意，使法院的判决更多地获得公众的认同，两者之间存在某种悖论。我国法院建立了人民陪审员制度，检察院建立了人民监督员制度，陪审团本身就代表同时代人对于案件的态度与见解，这是民意的制度性体现方式。这样一种做法都是希望通过建立制度性的渠道来吸纳民意，应该持肯定态度。
　　梁治平：实际上，现代社会中，司法离民意越来越远了。比如法院是专门的法院，法官受专门的训练。这个趋势提出一个问题，既然是民主社会，人们的民主参与、政治参与，在法律上是不是应该有表现？民意和司法活动之间还是有某种正当性的联系，关键是渠道。比如陪审员制度，如果做得好，是可以把一部分民意带进去的。还有就是立法，我们的立法对民意是不透明的。还有监督、批评，都是民意和司法的联系。
　　议题8 弱势者如何获得正义？
　　新京报：王斌余曾多次表示：“我就是想死，死了总没有人欺负我了吧”。怎么看待王斌余的绝望？弱势群体如何获得正义？
　　梁治平：王斌余为什么会这么绝望？他代表的一部分农民工为什么会这么绝望？道理很简单，他的对手非常强大，甚至一个包工头对他来说，就好像一个专制君主一样，说给钱就给，说不给就不给。为什么没有办法，因为他太弱了。他太弱，是因为没有知识、没有财产、没有权力？这都是次要的，关键是他没有一个组织的表达，没有一个制度性的表达途径。比如王斌余去找法院，审理的时间将非常长；他去找劳动部门，劳动部门可能也帮不了他太大的忙。那他还能不能去找别人呢？没有别人了。所以他只有自救，自救的途径不一定很有效，而且很容易犯罪。
　　什么叫弱势群体？不是看群体人数的多少，而是看他能不能系统地表达他的声音，是不是能让他的声音被决策者听到，是不是他的声音能让决策者考虑。决策者不要非等到闹出乱子了，酿成事件了，才注意到这些问题，这不是现代社会好的解决社会问题的机制。

第 [1] [2] [3] [4] [5] 页 共[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