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有观点认为，当王斌余走投无路的时候，公力救济没有及时地发挥作用，就应该承认私力救济的合法性。怎么看待公力救济与私力救济的关系？怎么把握私力救济的合法性界限？
梁治平：一个秩序的形成和维持是有很多种途径的，并不是谁规定的，或者你怎么规定人们就怎么做。社会通常选择最方便、最有效的方式解决问题，比如一大帮农民工堵门讨薪，不给钱就不走了，他们也知道劳动争议仲裁呀，上法院起诉呀，但他们觉得那样时间太长了，还要花钱，这个方法也许最有效。
私力救济的界限应该是这个行为不能对其他公民造成损害，不能损害其他人作为公民应该享有的自由，比如人身监禁、使用暴力等。个案处理上，肯定会考虑到情节。当然，这都是对于一些处于边缘因素的考虑。边缘地带可能会有一些弹性，但像杀人，就属于很过的一种形式。就好像我们说，这个东西和那个东西之间有一个过渡，那么在哪画线呢？模糊地带是有的，但两个底线是很清楚的。我们不能说杀人是一种正当的私力救济行为，这就很情绪化了。
目前总的来说，法律是僵硬的、公力救济是不够的，所以面临着怎么从制度建设的角度给私力救济一个比较合理的界定，承认它正当的功能，同时又防止它变成没有节制的任意的行为。另外，公力救济应该改进自己的救济途径、机制、效率。就个案来说，简单地从公力救济不足来说私力救济没有任何可以批评的，肯定不对。
议题5 刑罚的目的是什么？
新京报：一方认为，杀王斌余才能实现刑罚的目的；一方认为，不杀才符合刑罚的目的。刑罚的目的是什么？标准是什么？
陈兴良：我们过去过于强调刑罚的威慑功能，为了威慑其他人，就会判处超过犯罪人罪行的更为严厉的刑罚，也就是所谓的杀一儆百。这种过分地追求刑罚的威慑效果，利用刑罚的合法暴力制造鲜血淋淋的场面，是专制社会
刑法的特征。在法治社会里，法的威慑是有限度的，绝不允许超出公正去追求额外的威慑。
我们过去更多关注的是被害人，杀人犯的面目是模糊的，好像杀人犯就是杀人犯，把他给标签化与符号化了。但王斌余案让我们第一次（当然也不完全是第一次，董伟案是第一次）关注杀人犯真实的情况———王斌余为什么杀人？由此而产生了对王斌余的社会同情，在这个同情之下，进一步拷问，对这样一个杀人犯判处死刑，公正吗？这就导致我们对于死刑制度进一步思考。
新京报：犯罪的死刑控制问题也是社会关注的焦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