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是职业道德。以商品交易为外在特征的现代社会，实质上按照社会分工原则把所有人归置于不同的职业体系中。由于每个分工主体所从事的不是直接为己的工作，亦即除了个人消费行为之外，每个分工主体都是直接为他人工作的。自己需要的满足，只有待与他人的交易环节结束后才有可能。这样，每个分工主体及其活动，就不仅仅属于自己，而且首先属于和自己有连带关系的一切他人。因此，与本人相对的他人“是上帝”也罢，“我为人人、人人为我”也罢，都言明了此时代的道德追求——不同职业者应恪守与其职业相关的道德。相应地，现代法律也按照职业分工之不同，制定了一系列用以规范相关职业道德的法律，如《
教师法》、《公务员法》、《
法官法》、《护士法》……都规定了这些职业的道德操守。尽管这些法律所规定的并仅仅是相关的职业道德。
再次是政治道德。顾名思义，政治道德乃是政治家所应遵循的道德内容。在任何一个国家，政治家的行为都对全民行为有直接的影响。因此，对政治家、特别是一国的最高政治领袖之道德设定合理与否，就显得尤为重要。近代以来，人们充分认识到政治家的恶乃为最大的恶，因此，设法在法律上规定政治家和政府的道德（如美国的《政府道德法》等），几乎成为政治和法律现代化进程的关键所在。可以说，现代宪政制度及
宪法规定，固然不失对其规范下的全体公民的效力，但它首先是对政治家可做什么、不可做什么的刚性规定。在这里，像古代帝王那样狂妄地宣称“六合之内，皇帝之土；人迹所至，无不臣者”的情形不复存在；同样，像古代民众那样柔弱地委身于皇帝的情形（“薄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宾，莫非王臣”）也一去不返。政治家只有比常人接受更多的道德约束和限制，才可能获得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如果现代社会政治家任意篡改
宪法、蔑视法律，那么，我们只好将“缺德”一词赠与之——也许在其他方面，其还很有德行。
最后是私人道德。在人们通过法律做到了如上道德要求的情形下，究竟如何选择一种私人道德，既然是选择的领域，则只能是主体们自治地解决的问题。在此，人们既可以选择那“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不求索取、只求奉献”的高尚道德，但也可以选取一种利人利己、甚至“利己不损人”的“常人”道德。自表面看来，私德与法律之间并无必然的关联。然而，稍加深究，便不难发现当人们能够在高尚和平凡之间进行道德选择之时，它恰恰表明了法律权利观念的深入人心，也表明了另种道德观念——与人权相关的、自由选择的道德观念在悄然兴起。在这里，法律对它的调整，乃是通过“放任性调整” 的方式进行的。当然，问题还不仅止于此，在现代法律上，人们虽不能通过任何强制推行某种高尚的私德，但这并不是说法律不入私德之地。事实上，除了它对私德之放任外，法律对私德之另一重要调节方式，就是对选择高尚私德行为者的奖励。赏善罚恶历来是法律调整的最基本方式。知乎此，则法律与私德的关联可一目了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