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法典结构（排序）的微言大义不宜绝对化。我在《公民基本权利在宪法典中的地位》（见中国宪政网http://www.calaw.cn/include/shownews.asp?newsid=6065）一文中就这个问题进行了各国宪法文本的比较研究，当时我的结论就是不宜绝对化。因为：第一，我国宪法有序言和总纲，公民基本权利一章实际上已经被排在宪法典中的第3位，而法国1791、1793和1946年
宪法、墨西哥1917年
宪法的开篇就是公民基本权利。德国1949年基本法（
宪法）在第一章“基本权利”之前有一个简短的序言，表达了对完成国家统一、自由和建立新秩序的愿望，而没有关于国家根本制度的表述，因此也可算是公民权利摆在最前面。所以，我国82
宪法的结构与这些西方
宪法的结构还有差距，因此不能说我国82
宪法就体现了“公民基本权利优位于国家公共权力的精神”——何况这样的精神至今未得到我国执政党的明确认可。第二，外国宪法也并非全部把公民基本权利摆在国家机构之前，反例如丹麦、爱尔兰、挪威、冰岛、巴西、印度尼西亚、几内亚、肯尼亚、缅甸、蒙古等国宪法。这里面既有资本主义国家也有社会主义国家、既有发达国家也有非发达国家、既有人权状况良好的国家也有人权状况还需改进的国家，所以，公民基本权利摆在国家机构之前还是之后的意义是有限的，不能夸大。第三，蔡定剑教授曾在《关于什么是
宪法？》一文中提出：“不能认为公民权利重要，就以为它在
宪法中的地位也是最主要的。近代制宪把公民权利前置于国家机关之前，并不见得是对
宪法精髓很了解之举。”因为“保障公民权利要先从规范政府权力入手”，“规范国家权力之所以比宣告公民的基本权利更重要，是因为对公民权利的侵犯主要来自政府权利的滥用，不首先规范政府权力，让它依法行使，而仅靠宣告公民权利，这种保障是不可靠的。”（《中外法学》，2002（1），95页）倘若我的观点更加合理，那么作者这第7章的很多笔墨就没有多少价值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