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时”要素在我国刑法中除是犯罪构成要素和量刑要素以外，还是特殊的缓刑制度构成要素。我国的缓刑制度是指对于判处较轻刑罚的犯罪分子，在其具备法定条件时为之设立一定考验期限而暂缓执行原判刑罚，将其放在社会上进行监督考察的一种刑罚制度。在缓刑考验期满后，如果没有出现法定事由，原判刑罚就不再执行了。只免其刑，不免其罪。而我国刑法第449条还规定了一种特殊的缓刑制度，即“战时缓刑制度”。
刑法第
449条规定：“在战时，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没有现实危险宣告缓刑的军人，允许其戴罪立功，确有立功表现时，可以撤销原判刑罚，不以犯罪论。”这种特殊的缓刑制度与一般缓刑制度有很大的差别：一是其适用的对象是“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军人”；二是“没有现实危险”，除了依法满足适用缓刑的条件而被宣告缓刑外，还应当具备“没有现实危险”的条件；三是必须是在“战时”，这是“战时缓刑制度”最重要的一点，如果是在非“战时”，虽然符合缓刑条件也只能适用一般缓刑制度，而不能适用“战时缓刑制度”；四是如果具有法定事由，也就是“确有立功表现的”，可以撤销原判刑罚，不以犯罪论处，既免其刑，又免其罪，行为人不再有犯罪前科。如果不具备“确有立功表现的”，则适用一般缓刑制度，缓刑考验期满，则刑罚不再执行，只免其刑，不免其罪，行为人仍有犯罪前科，这一制度有着重要的意义。但是立法者将这一制度放在第10章来表述，却与
刑法体例不符。缓刑制度是刑罚的具体运用，是一般量刑原则，不宜放在分则中单独进行规定，而应当放在总则第4章“刑罚的具体运用”第5节“缓刑”这一章节中，在表述完一般缓刑制度后再对特殊的缓刑制度加以表述，这样在体例结构上就比较完美。
由于2004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2次会议通过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已将“决定全国或者个别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戒严”修改为“决定全国或者个别省、自治区、直辖市进入紧急状态”。也就是将“戒严”概念修改为“紧急状态”概念，显然“紧急状态”的事因范围比“戒严”的事因范围要大。这样，由于
宪法是
刑法的宪政基础，
宪法中重要概念的修正，必然要引起
刑法的修正。因此，
刑法中的“战时”概念也应当根据
宪法修正案进行相应的修正，将
刑法第
451条中“战时”要素中的“戒严”概念修正为“紧急状态”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