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限，即由法律授予的由当事人的行为使其发生作用的法律地位，[v]有权利限度与权力限度之分，代理权也有权限，即代理人行使代理权的限度，我国《
民法通则》第
63条第2款规定的权限仅仅是代理人行使代理权的权利范围，而非代理权本身。换言之，对代理权概念的揭示，解决是其质的规定性，而代理权限则是说明其量的规定性：代理人可以何种程度上代表被代理人进行民事活动，或者说其以代理人的名义为意思表示与授受具有多大的独立性（全权，非全权）。[vi]所以，代理权与代理权限区别甚大，不可混同。认为代理权的性质是“权限”，还有代理与委任不加区分之嫌。权限基于职务而生，实施权限范围，既是职务执行者的权利，又是其义务，而且执行职务的后果并不归属执行者，而是归属于授予者，从这个角度来讲，代理权与代理权限颇为相似，同时，某些代理还与职务之执行密切联系，如有公司经理或其他营业人经公司授权以公司名义进行代理活动。但我们仍不能将执行职务权等同于代理权限。因为在私法范围内，职务之授予是雇佣关系、委任关系的直接法律后果，而从雇佣合同、委任合同分离出来的现代代理制度，并不以雇佣、委任关系作为代理权发生的直接根据，如果等同，就意味着将代理权发生视为雇佣关系的直接法律后果，不符合现代代理制度的精神。[vii]
更值得注意的是，代理权“权限说”回避了代理的本质。前文已指出，代理权是构建代理制度的“支柱”，所以，考查代理权性质必须充分考虑代理制度的本质。代理在本质上是一种扩张本人行为能力，使本人能凭借他人意思和能力延展社会生活的法律制度。而“权限说“却回避了代理的这一本质。在一定范围内，扩张本人行为能力的机会或可能性，并非人人都有。被代理人只能根据自己的意志、信任度与可得机会而选择代理人，代理人一旦被选中，他就必须为被代理人的利益从事代理行为。在这个过程当中，代理人享有独立于被代理人的自由意志，这种自由意志的法律表现就是 “权利”。因为这一“权利”的存在，才使本人（被代理人）能凭借他人（代理人）的意思和能力延展社会生活。也只有从代理的本质层面上剖析代理权的性质，才能得出这一结论。反之，忽视了代理的本质，就有会看到代理权的这一层本质性含义，而只能从表名胜上认为代理权是一种“权限”。也就是说，代理权“权限说”回避了代理的本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