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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都三图立卖契汪君善，今因缺少使用，央中将承祖业到字号，土名观音塘坞火（伙）佃乙工半，住佃人佛仂，又将土名西山，字号，火（伙）佃乙工，住佃人叶九龙、迟久等，共计五工正。其工伙佃凭中三面出卖与堂兄汪名下为业。当日受价银正。其工随即听买主叫工管业为定。（例2）（张传玺主编：《中国历代契约会编考释》，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143页。）
例2契当是一个卖佃契，由于佃权是以伙的形式存在的，立契人汪君善在整个佃权中占有一定份额，所以他以“工”为单位将自己的佃权出卖给另一汪姓。清顺治十二年，即1655年休宁县汪君宜所立的另一个卖伙佃契涉及到与例1、例2契相同的土地，其对伙佃的表述可以与之相互对照：
立卖契人汪君宜同弟汪原明，今因缺少使用，央用（中）将承祖续置到白字号、土名西山火（伙）佃陆工，住人九龙、进富、迟久；又将土名观音塘坞火（伙）佃壹工半，住人七十仂；又将字号、土名西坑火（伙）佃叁工半，住人天赦、显付，共三号，计拾壹工，一并出卖与汪名下为业。……其业听从买人管业。……所有税粮候册年于本家户口起割，推入买人户内办纳。（例3）（张传玺主编：《中国历代契约会编考释》，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147—1148页。）
前三契都涉及到土名观音塘坞的土地，例1契是1651年立的，从该契所涉及的人名中我们大致可以推断立契人与伙佃人是兄弟，其伙佃关系可能是因为家庭财产共有而产生的。1653年所立的例2契中，汪君善在观音塘坞地上有伙佃一工半，而在1655年所立的例3契中，汪君宜兄弟有伙佃一工半，这种情况可能是由伙佃工的转让而形成的。在土名西山的土地上，1653年所立之例2契中汪君善有伙佃一工，而1655年所立之例3契中汪君宜、汪原明兄弟有伙佃陆工，且住佃人也基本相同，先后两契的立契人可能是兄弟，也可能是先后手关系，但无论如何表明伙佃关系中的部分份额已经在独立转让了。
伙佃关系显然是一种“合业”，（关于清代民间契约中对“业”的表达和意义，笔者拟另拟专文加以讨论。〖ZW)〗而清代乡村社会中的合业关系恐怕还不仅止伙佃。有学者根据清代安徽省黟县地主孙居易堂（“堂”大多是对某个家族中某一支房的称呼。）的租薄所做的研究表明，当时“这里盛行所谓‘合业’，即好几家地主共同占有同一宗田产”。在孙姓所有的“89宗田产中，就有49宗是‘合业’，超过半数”；“同一宗田地的所有人竟多至七、八家，甚至十几家的”，而合业者除个人外，还有堂、会等。（ 参见章有义：《明清徽州土地关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25—327页。）与我们看到的民间契约相映证，大体上可以把清代乡村社会中的这种合业关系做这样的描述：在土地的地块较小不宜分割的情况下，由于家庭内部的析产行为而导致了合业现象的发生，而田皮与田骨分离状态的存在，又使合业有可能表现为伙佃的形式。从合业者按份额享有业权，并按份额获得收益的角度看，合业关系类似于现代民法中的按份共有关系，但是在清代社会中，合业者（包括伙佃者）对其份额所享有的权利却是完全独立的，他不仅可以独立地转让这种权利，而且在合业者之间并不存在任何连带的责任。从这个意义上看，与其说合业或伙佃是一种按份共有的关系，倒不如说是一种业权的细分或分割，这种分割在以物权为中心的所有权制度中无法实现，而在以业权为中心的所有权制度中却是非常容易的。
清代乡村社会中还存在另一种类型的伙的关系，就是会。清朝江浙一带盛行各种的“堂”、“会”、“祀”之类的组织，（参见章有义：《明清徽州土地关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65页。）其中有些是宗族组织，拥有族产，例如各种堂；另一些则是祭神的组织，并不一定由族人组成，会、祀便是其组织形式。从现有的民间契约看，这种会的组织和运作形式大体上是：村民以一定的土地及农具入会构成会产，根据其入会土地及农具的价值确定其在会中所占份额，这种份额被称为“股”或“脚”；每年在固定的时间以会产的收益置办祭神仪式，然后将祭神用品按股平分给会员，如果会产的收益在置办祭神仪式后还有剩余的话，也按股分配。每年的活动由会员轮值，或者是按股轮值。（ 这种会所举办的活动就是庙会，社会学家认为庙会是以神庙为中心地点的祭仪，其社会学含义“是村落家庭群体通过敬拜社区神，以整肃与共认本村内部与外部的生活秩序、公众道德规范和加强地域的联合”。参见刘铁梁：《村落庙会的传统及其调整》，载郭于华主编：《仪式与社会变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54页以下。） 可见，会员凭借其在某一个会中所拥有的“股”或“脚”不但每年可以获得固定的收益，而且在会产收益有剩余时其收益额还可以相应地有所增加。因此，在清人的观念中，神会的“股”或“脚”也被看作是一种业，可以转让。清道光十六年，即1836年山阴县蒋天球所立卖土谷神会白契便是卖会股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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