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直接请问他，却又怕会撕开历史伤口，让他重新感受那个彻骨摧心的痛处。
　　四
　　但有一种冲动袭来，促使我忍不住还是要问江先生，在1957年，在孤独地躺在医院病床上的时候，都有哪些意念才下眉头、又上心头？一腿绑着石膏定位板、两眼盯着石膏天花板的您，曾在心境深处塑造的那座石膏偶像是否也已经被那隆隆而过的列车轮子碾成了碎片？转身看到医院墙上张贴的“既来之，则安之”、“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的标语，您是否会条件反射地联想到“反右”斗争中反复呼喊的口号“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会不会像喝了一口由崇高与滑稽调制而成的黑色幽默“鸡尾酒”？会不会觉得像一个醉步踏进了太虚幻境、无意间浏览了关于红楼梦里不同命运的警幻判词并领悟了有关谶语预言？有没有体味到“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这句古训的苦涩深意？是不是下定了决心从此在皇城根下、军都山麓恪守“莫谈国事”的告诫？或者，您真的只是后悔回国的时间比别人稍早了一点？
　　江先生在2002年接受《环球法律评论》编辑部的访谈时曾经说过，“我这七十多年里，最刻骨铭心的时刻就是被划成右派的那一刻，至今有时还在梦中杂乱地回放着那惊心动魄的情景，醒来仍心有余悸”。这一句大实话，为我们提供了足够的想象空间。
　　但江平之所以为江平，就是因为即使身处极端的逆境，他内心深处的希望之火也从未熄灭。在日复一日的白眼和冷面当中，虽然被剥夺了钻研学术的权利，但他还是坚持把从苏联带回来的各种法学著作保留了十年、三千六百天。即使在禁书烧书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虽然忍痛向废品收购站贱卖了自己所有的典籍，但仍然挑出一本俄文版的《资产阶级国家民商法》珍藏了起来，又保留了十二年、四千三百二十一天。这样执著的行为背后一定存在着更加执著的理念——相信法治终究要战胜人治，相信全能国家不可能取代市民社会，相信自由贸易的洪流势必冲决闭关锁国的堤防。显然，江平先生是个有明确的目的意识的人。
　　然而，我们知道，爱情是超越于目的的。真正的爱情本身就是目的，而不服从任何其他的目的。因此，也许被组织强迫离婚这样荒诞的暴举对一个青年才俊的打击，远比事业上的重挫以及身体上的重伤都更沉重得多。这一点不必细说，只要看江先生在人生黄金段的十五年时光里一直鳏居未婚的事实就足够了。直到1972年下放到安徽农村劳动之后，他才终于有幸重建家庭、生儿育女。在延庆中学任教期间，由于夫妻分居两地，江老师是自己一手把儿子带大的。或许只有苏轼在《洗儿》中留下的诗句最切合他当时的心境吧——“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但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连豁达豪放的东坡先生也曾发过这样断肠的牢骚，可想而知，古往今来的中国官场出现过多少整人的人、误事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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