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深感遗憾的是没有很多机会与江先生见面，聆听他那充满睿智和热忱的谈话。到这篇拙稿杀青的2003年8月为止，除了在研讨会上的有限接触外，我跟他单独相处时间较长的只有两次。一次是1995年的盛夏，在法社会学国际协会第三十一届学术大会结束之后，先生取道神户回国，我为他送行，话题偶尔涉及过孩儿的有幸与不幸。另一次是2001年的金秋，因为帮忙制作比较法学方面的电视教育节目，陪同东京大学法学院名誉教授六本佳平先生对江老师进行访谈，后来又在便宴中海阔天空地闲聊，从吃上海大闸蟹的工具和技术诀窍一直说到鲁迅曾经提到过的首位吃蟹人的创新勇气。
　　与江平先生相对，会产生如沐春风的感觉。他的两眼炯炯有神，视线也很锐利，似乎一瞥就能看穿事物的底蕴，但却并不咄咄逼人，闪烁的目光里充满了真诚和温厚。他说话底气充足，声音既洪亮又圆润，什么时候都能出口成章、妙语连珠，还时不时地幽默一番，既让别人开颜，也让自己开心。还有，他的笑容非常灿烂、笑声非常爽朗并富于感染力。这样热情洋溢的形象与他极其坎坷不幸的人生经历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让我们体会到什么叫自制力、什么是乐观主义、什么算作对世界的大彻大悟、什么堪称容天下难容之物的宽广胸怀。我曾经试图从他的言谈举止中寻找历史的阴影或者胸中块垒的痕迹，但是，能观察的到的只有偶然流露的沉思和刚毅的表情。
　　试想象一下：有个才华横溢、血气方刚的英俊青年，在留学期间以优异成绩提前完成学业，并受到各方瞩目，为了报效祖国、大展鸿图而兴冲冲地返回京城，只因响应整风的号召向组织坦陈了己见就被划入“右派”的另册，在一年之内连遭三次横祸——失去了似锦前程、失去了新婚燕尔的娇妻、继而在惩罚性体力劳动的列车事故中还失去了一条健步之腿。这是何等残忍的命运捉弄！而这个悲剧的主人公就是江平先生。从那以后二十二年间的凄风苦雨，江先生究竟是怎样挺过来的？是什么力量支撑他经受逆境的考验而得到精神升华的？
　　谁都知道，在他淡淡吐出的“更能以平常心看待一切”这句话里，其实蕴藏着极其浓厚的“不平常”的涵义。挣扎于黄钟毁弃、瓦釜齐鸣的时代里，对高洁之士来说甚至“多活一天”也是需要勇气和毅力的。在遭到精神放逐的那漫长的二十二年期间，可以支撑天涯沦落人的心理平衡或者乐观态度的究竟是什么？江先生是否最终接受了法国大革命的理论家圣?朱斯特关于“言多则不治”的命题呢？似乎没有。或者他只是与所有群众共同默默地忍受着现实的压力和惯性，就像心理学研究者乔治?葛罗德说的那样：“我们并不是在生活，而是被生活”？似乎也不对。那么是相反的情形，即在对外在权威的怀疑和内心否定中，一个新的自我认同终于得以确立，能够使人因而卓然独立、超然物外？除此之外，究竟还有什么因素可以催化那份难得的旷达、难得的领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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