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刑法之中的“悖反”难题
安乐死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一种“他杀”。细分有三：
1)违背了被实行安乐死者的意志
因与各文明国家
刑法中的“谋杀”或“故意杀人”的犯罪构成要件完全相符，故到目前为止，在大多数国家中仍被严格禁止。
2)顺应安乐死者的意志
社会要求保护这一类安乐死的呼声最高。实施这一类安乐死所引起的法律问题也最小。如前所言，在瑞士是合法的，但仅限于帮助自杀或叫受托杀人。荷兰2002年4月的新法规定：安乐死者事前须有数次主动的、明确的意思表示。也就是说，其在清醒时（有意识），多次（并非感情冲动）、于不同场合（不是受某种外界干扰）、向不同的人（证人证言）作自愿（自由）结束生命的表示。此为最重要的前提。法律在这方面的规定最为严格。但仍有疑问。如意思表示的真实性并不代表意思表示是自由的，何以知道，结束生命的意思表示不是出于逆反或内疚的心理（长期被社会所遗弃、或因经济等等原因恐怕连累亲友）？因此，顺应死者意志的安乐死仍不被绝大多数国家所认可。瑞士的邻国德国刑法第216条规定：行为人受被害人明确且真诚之嘱托而将其杀死的，处6个月以上5年以下自由刑。
3）推定安乐死者的意志
对这种情况争议最大。如果安乐死者之前有遗言，或某种“明示”在先的话，前提是此间并无反悔的表示（当然这又往往难以确证），则只是一个“时机”即“死期”的问题。但如果垂死者之前并无安乐死的明确意思表示，现又是“植物人”、精神耗弱者或其他已无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就很难甚至无法推定垂死者的意愿了。（安乐死者的意愿是主动要求还是被动承诺，这在法律的规定上（罪与非罪、量刑等等）会截然不同。
如果
刑法对第三类情况加以明确规范的话，可能会引起一系列的问题：
首先，对生命法益侵害的
刑法权既然专属于国家，所以允许受托杀人的规定将与传统
刑法犯罪构成的思维逻辑相左，产生法律的不确定性。而这正是法治国家之大忌；
